第八篇　中日交涉

清初中日之关系〇商约之成立〇副岛种臣之来聘〇日本之出兵台湾〇台案之解决〇日本兼并琉球〇琉案交涉之失败〇朝鲜之概状〇日韩之争〇朝鲜之订约通商〇中国对韩之政策〇朝鲜之政变〇中日天津条约〇二国合作之计划〇修约之失败〇袁世凯之活动〇朝鲜政治之腐败〇中日军备之比较〇二国出兵朝鲜〇改革韩政之争论〇战事之责任〇清兵之败出朝鲜〇海上战争〇朝廷之情况〇奉天境内之战〇北洋舰队之消灭〇最初议和之失败〇李鸿章之渡日议和〇和约之成立〇朝臣之议论〇三国干涉〇换约〇割台之始末〇交涉之总论

日本自败蒙古兵后，其与中国关系，有将军足利义满曾遣使入明，倭寇为害于沿海诸省，丰臣秀吉遣兵侵入朝鲜。神宗诏精兵往援，竭国中之财力，而不能胜。及清兵入关，南方明臣次第奉诸王拒战，兵败地蹙，形势岌岌，有遣使东渡乞兵者，将军托辞不许。清帝于统一中国之后，诏命沿海督抚严防日本。康熙命臣改扮商人，附船渡日访察情形，及返，奏言日人恭顺。其后疆吏有奏日人造船学弓者，闽浙总督奉旨预防商船之水手留日不返，验点人数益严。方清帝之入主中国也，日本值江户幕府极盛时代，德川氏为将军，总揽统治全国之大权，其下数百藩侯皆俯首听命，天皇徒拥至尊之虚名。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战败于英，缔结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国际贸易之情状为之大变，荷兰人报告其事于幕府，说其弛废闭关之禁。初将军严禁造船渡海，西方诸国惟荷兰人得贸易于长崎，日本关于世界之知识，颇赖荷人输入，至是，荷人劝说将军开港通商，将军不许。明知世界大势之识者，知其闭关无以图存，昔日天险之海洋，反利西方海船之行驶，孤立之日本，势极危殆，主张连结中国为唇齿之邦，共同防御欧人。其说代表日本先觉者之思想，事实上固不可能。后中国太平军起，国中大乱；外则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咸丰逃往热河，其事报于日本。藩侯有感慨而言者曰：“中国衰弱，福建关系于日本国防，先取台湾、福州，以去日本之外患。”其时日本业已见逼于美国，迫而订约通商，英法诸国使臣继之而至，日人仇杀外人，反对幕府，议论纷起，举国若狂，幕府变为众矢之的，将军不能维持治安，大藩更相连结，不服命令。一八六七年，将军上奏归政，明治天皇于是亲政，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为之剧变。

中日二国，同在东方，其开港通商，均由于威逼而成，何一跃为强国，而一贫弱如故耶？其主因则一知其贫弱，力不能御外侮，仿行列强制度，考察其试验之结果，以改革本国之弊政，奖励工商；一则依然傲慢，轻视外人，而不知其弱点也。日本自明治亲政以来，内政效法欧美，外交师其故智，而欲居于完全自主之地位，诏命大使往聘于欧美强国，修订丧失权利之条约，对于中国亦欲遣使订约，保护商民。中国时无编著之日本史，其偶尔记载者，多摭传说，毫不知其国内实状；囿于防祸之说，存有轻视之心，受祸乃由于此。日商初附荷兰船载货达于上海，其继之至者，由英领事介绍，照无约国人许其贸易。其先闽船载货东渡，而日商来华者殊少也。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明治遣使柳原前光至津，带有国书，欲赴京递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阻之，允许代为传递，书中请订约通商。直督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受英法美诸国之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其言颇有见解，初一八六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訢以外国新闻纸记载日本将与朝鲜构衅，奏报太后，且曰：“日本于中国既无朝贡，又不通商，与各国在京者情形不同，无从探悉事之虚实。”其建议则由礼部密咨韩王查复，太后许之。而今日使来请订约，正可许之，庶得磋商二国之争执，而总署大臣奏称许其通商，不必立约曰：“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端。”其言殊不可解，朝臣对于通商立约之意义，尚未明了也。津官通知日使，日使坚请立约，津官报告其语曰：“中国商民在该国贸易者甚多，该国与泰西各国通商，无不立约，中国因未立约，故诸事每形掣肘，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该差等来时，泰西各国复谓西邦各小国向系邀我等大国同往，方得允准，如径行前往，中国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将为所耻笑。”总署始许明年二国派员议约。

柳原前光之来津也，提出议约草案，欲照成例办理，总署不许其请。安徽巡抚英翰请杜绝之，太后谕曾国藩、李鸿章筹议。明年，李请许之，并派员驻日，保护侨民。曾亦奏请派员驻日，疏言订约曰：“明定章程，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仿照泰西之例，固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及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之词，以免含混。”曾氏之主张，许日享受外国在华现有之利益，惟不于约中载明最惠国条款耳。其见解殆由于误会，日使之请照最惠国条款待遇，说明其为双方面之互惠，曾氏盖不能辨别互惠与片面之最惠国待遇也。朝廷谕李鸿章办理，李鸿章奏调江苏臬司应宝时赴津，以便与日使议约。应宝时奉旨北上，以为二国通商税则必须另订。七月，日本正使伊达宗臣、副使柳原前光抵津，会议之时，提出约稿，一为修好条约，一为通商章程，均仿自西人前订之条约。应宝时等坚持不可，另行提出草约。其争执之焦点，则为互惠之一体待遇也。八月四日，柳原致函应宝时等，陈说二国照西人成例定约，免生嫌疑。七日，应宝时严辞诘之，且曰：“中国非有所希冀，欲与贵国立约也，特因去岁情词恳切，如不定议，则照总理衙门去岁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措辞强硬，日使若再坚持，会议将即决裂。英使威妥玛意欲调停，李鸿章不为所动。日使徘徊旬日，知事无可奈何，始肯接收中国方面提出之草约，但仍力请添入两国准予他国优恩及有裁革事件，无不酌照施准。应宝时不许，乃请约文中两国国号并称，应宝时久始许之，订成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其要款凡七。（一）二国互遣使臣。（二）兵船泊驻口岸，不得驶入内河湖港。（三）二国设立领事于口岸，凡在口岸商人之诉讼案件，归其审理，各照本国律例核办。犯人入内地作恶者，由地方官处断。（四）商人经商于口岸，不得擅入内地，或改换衣服。（五）中国开放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汕头、广州、琼州。日本开放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泻、夷岛、长崎、筑地。（六）日船不得运出登州、牛庄之黄豆豆饼。（七）进口货不准日商运入内地，亦不许其于内地购买土货。

斯约也，日本未得享受列强在华之同样利益，其互遣使臣，限制兵船驶行，互开商埠，规定诉讼案件等，二国均立于平等之地位，实为未丧主权之第一条约。其可非议者，则限制商人贸易之机会也。议约之时，柳原申称外货贩入内地，日本不能独异于他国，应宝时不许修改，柳原又以日商如何贩运土货为问，清使答称可贩自华商，沿途纳厘，运至口岸。日商乃处于不利之地位。其时中国开放之江海口岸十六，而日商独不得往南京。其后烟台条约等，增加口岸，日商亦不得往贸易，其地位不如无约国人。按照先进国之惯例，外商得于一国境内，享受平等之机会，货物自由竞争于市场。歧视日本，殊非待遇友邦之道。其在约中，规定商人不得改换衣服，佩带刀剑，专为防免倭寇之祸，应宝时之主张也。李鸿章则患日本侵扰藩属，或与他国相结为害中国，乃于条约上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又曰：“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顾友谊之维持，将视外交官之态度与努力，空泛之辞，终无实效。日本政府颇不满意条约，罢免伊达。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其外务省遣柳原来津修约，津官奉命拒绝，不收其照会，柳原坚请谒见李鸿章。李氏见之，声明必须换约，始可议改，后乃允许酌改数端。柳原将去，称俟本国大臣岩仓具视等自美欧回国，方可派员来华互换，盖时奉命与列强修约，视其结果作为修改中日条款之根据也。外务卿副岛种臣竟以台湾、朝鲜等问题，不待岩仓归国，欲至中国交涉。明年，明治批准条约，遣为大使，持奉国书，渡华换约，暂时放弃修改之权利。其后日本迭请修约，中国概不之许；其与秘鲁订约，反许以享受列强之权利，中日问题，故不易解决也。

副岛种臣在日为武功派西乡隆盛之党，主张对于东方弱小之国用兵，发扬国威者也。其奉命来华，以柳原前光、李仙德（C.W.Le Gendre）为参赞，柳原前订条约，李仙德则为美人，怂恿日本政客谋并台湾。李鸿章得报，函告总署，内称日本力图自强，扣留秘鲁贩运华工船只，交还二百余人，不受费用，情礼周挚，中国宜推诚接待。四月，日使抵津，谓修约暂无庸议，俟岩仓修约成功，再请中国商办，五月，互换条约；而日皇换约谕文，盖用太政官印，其国书则用国玺，此可表示其轻视条约之心理。副岛之在津也，与李鸿章语，泛论一切，自视甚傲，而于其主要使命，未曾提及。李鸿章以日韩交涉为问，副岛答称现仍遣使至韩劝喻，实无侵陵用武之意。李鸿章说其不必遣使驻京，副岛许之。及换约事毕，副岛入京，值同治诏许驻京公使入觐，乃请亲递国书，谒见皇帝，总署大臣许之，而以礼节班次之争执，几致谢绝入觐，李鸿章先请加意笼络，以固近交者，固未生效。及副岛将去，总署始肯让步。入觐之先，大臣请其至总署学习礼节。方入觐问题之辩论也，副岛遣柳原、郑永宁至总署询问中国对于澳门之关系，次及朝鲜，并言台湾生番杀害琉民事件。大臣不肯负责办理台案，总署函告其事于李鸿章。李氏述闽人游击吴世忠语，致书总署曰：“番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皆无如何，后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副岛自京至津，谒见李鸿章，未言其向总署询问之事，李氏不便与之明言，泛论时事，言及丰臣秀吉征韩，因曰：“朝鲜乃圣贤之裔，礼仪之邦，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副岛答称日本迭次遣使通问，韩王置而不答，为之奈何！李云：“今贵国若不责其朝贡，但以释衅修好为词，或者肯与友睦，亦未可知。若用武强，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答称只欲如此办理。综观副岛之来华，含有极大之作用，其在京中，对于重大之问题，仅遣参赞口头上询问。其陈说之时，牵及澳门，殆欲避免总署大臣之注意。及得其推诿之答辞，立即视为口实，其计殊为狡诈。李仙德先为厦门领事，曾同美兵渡台，报复惨杀美人之番人，及至日本，声称杀害琉人之生番所住之地，非中国势力之所及，出兵取之甚易。副岛听从其言，故李仙德随之入京。不幸总署大臣昏庸傲慢，缺乏外交常识，对于日使入觐之要求，直类于儿戏。关于琉民被害案件，日韩交涉，不肯承认中国之责任，杜绝日使之阴谋。李鸿章不知挽救之方法，一面深信日人不能战胜生番，置之不问，一面讽说副岛对于朝鲜不宜武力压迫，一若中国处于第三者之地位，而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将不问也。其所以然者，台湾虽为中国领土，朝鲜虽为藩属；而官吏向不干涉生番，出兵征之，则将增加担负，朝鲜内政外交，中国向亦不问也。副岛在津，华官要求换约之上谕，改用国玺，允许照办，条约问题，始行解决。

副岛在京观察中国之情状，深得不良之印象。李鸿章致书友人，称其口出怨言，牵及朝鲜兴戎、台湾生番等。及其回津，与李鸿章语，询问总署大臣十人何为。返国后，主张出兵征韩，武功派之大臣嚣然一辞。方欲出兵，而岩仓等回国，力阻其谋，武功派怒而辞职，有起而作乱者，政府患之，遂谋出兵台湾。台湾在福建之东，为中国岛屿之一，其中土人不详其始，其西澎湖列岛，隋人始乃知之。唐施肩吾咏其地曰“腥脑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可见其荒凉之一斑。国人后始迁居其地，明初严防海盗，朝臣有请尽徙澎湖居民以绝祸根者，澎湖近于福建初犹若此，其东台湾更不待言。台湾之名始于明季，或言即明史中之鸡笼山也，倭寇麕集其地。会荷兰人求通商于中国，粤官拒绝其请，荷船往攻澎湖，不胜，东据台湾。明末，华人徙居者渐多，郑成功之父初为海寇，曾居台湾，及朱氏诸王次第败于清兵，郑成功仍不肯降，率其所部渡海，逐去荷人，据有其地，拒抗清军。成功死后，康熙遣将攻取台湾，台湾始入版图。清廷视为荒岛，设一府三县，划入福建省内，府县均在台北汉人较为繁殖之区，距城不足百里，即有番人。番人居于内地，汉人不得前往，政府从未积极感化番人，或稍改良其生活状况，而竟听其残杀难民，遇有事变，诿为化外之民。其地居近热带，山林川泽无人整理，不宜于人生。政府禁民徙居，其冒禁渡台者，或为牟利之徒，或为无赖，或为会党，故自收服以来，叛乱迭起。清廷之不善经营，实不可讳。英美曾觊觎之，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英人调查岛中之煤矿，曾订合同买煤，以华官禁之而罢。其后美人迭至岛中，其驻华委员向国务卿建议并取其地，未得答复，英国亦有活动。一八六七（同治六）年，美船触台南礁石，生番杀其水手，领事报于台官。台官奏报朝廷，且请总署咨告美使，勿与番人结仇。总署请购熟番相几办理，终无举动，领事率兵讨之。日本鉴于英美之活动，亦欲取之。一八七一（同治十）年，琉球船破于台湾海岸，生番杀害其水手五十余人，明年，日人漂流至台，幸免于死。琉人被杀之后，清廷未有举动。日人有倡言出兵者，其心理则自认琉球为属国，且可侵略台湾也。识者明知琉球朝贡中国，台湾为其领土，贸然出兵，势将引起二国之战祸，而日本内政尚待积极之改革。其主战者多为幕府时代之武士，动于虚荣与意气，而不自知日本之地位也。及副岛返自中国，文治派力阻征韩，西乡隆盛等辞职而去，武士赞其英断，互相标榜，反对政府，国内汹汹。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四月，天皇命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余人渡台，以谋一致对外，免去内乱。李仙德助之，召其友人赞襄军务，雇用美船运输军队，自台湾东南登岸。牡丹社番人出战，日军焚其草屋，枪杀多人，从道降抚番人，为久驻之计。

日军至台，英使威妥玛首先得报，向总署询问，总署俄亦得报。朝廷谕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巡阅布置，设法招抚生番，俾为国用，又派布政使潘霨赴台帮同筹画。五月，日使柳原到沪，布政使应宝时见之，诿称专为通商和好而来，西乡不肯听其指挥。潘蔚向其交涉，议商捕杀凶徒，严禁番人残杀，有出款了结之意。柳原允函西乡按兵不动，潘霨俄即南下，随沈葆桢渡台，六月二日奉令往见西乡，声称地属中国，欲其退兵，未有结果。西乡乃托病不见，后称贴补军费，始可退兵。沈葆桢上奏台兵力不能战，而台地千余里，防不胜防，乃于郡府设防。政府调淮军六千人往援，总署以美人赞助日本，向其公使抗议。美国索还商船，拘捕李仙德。日本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其先柳原等与总署大臣之问答，均为面谈，毫无文据，至是，总署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证据繁多。七月，日皇命柳原北上，柳原抵津，患其人都不为总署所理，赴津海关道辞行。李鸿章约其至署晤谈，函告总署曰：“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柳原急欲进京，其意则在贴补兵费，至京，与总署大臣交涉，各不相让，未有进步，而淮军已奉命渡台，援兵先后到者约有万名，二国势将起战。初日本政府凭信副岛报告，以为出兵剿番，一如前例，且得解决国内之纷乱；及兵将行，列强驻日公使有告以出兵将构衅于中国者，明治欲中止出发之兵，而西乡即率兵往，至是，对于军事未有把握，颇患引起战祸，而驻日外使讥其轻举妄动。日皇因欲让步解决，特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渡华交涉。

九月一日，大久保抵津，其人为日本维新名臣，富于才能。李鸿章闻其将至，请总署以礼待之，且曰：“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其改变思想者，马尾船厂监督日意格在津，谓中国海陆军不敌日本，赫德亦以为言。李鸿章先闻日本购买大批军火于美，有铁甲船二，其告友人称华兵不知后门枪，淮军有之，为数无几。其论台防曰：“幼丹（沈葆桢字）请调枪队原为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鸿章亦叠函劝其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唐定奎）到台湾后，进队不可孟浪。西乡苟稍知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其时中国方有事于西北，财政困难，再与日本构兵，胜负殊难预料，李鸿章盖有所见。沈葆桢亦函总署，中云：“备未实修，未能遽战。”大久保来华，随从甚多，李仙德与焉。李仙德初为领事所拘，释后仍在日本活动，故亦来华。大久保匆匆入京，与恭亲王等会议于总理衙门，辩论台湾东南，非中国领土，喋喋不休，盖为军费地步也。总署大臣严辞驳之，互相切责。中国方面请交列强公断，大久保不许，乃照会日使，中称“嗣后倘再如此，本衙门不敢领教”。大久保照会总署，亦称数日内尚未议定办法，即行回国。其将视为口实，则皇帝不肯召见接收国书也。最后磋商办法，日本索款太巨，无法进行。

交涉困难，李鸿章深以为忧，拟请英、美、法使调停，总署乃将交涉始末，照会驻京公使。英使先曾调停，未有结果，至是，再受总署之请，出而调停。双方始各让步，议妥条款，十月定议。其要款如下。（一）中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其先交涉之困难，双方各不认错，无法解决，而此则应大久保之请，顾及日本体面也。约文中有“生番将日属人民妄加杀害”之句，其称琉人为日属人民者，天津美副领事初建议于李鸿章。李氏将其函告总署，且曰：“不必提琉球，免致彼此争较属国”，此所谓掩耳盗铃，而又放弃强有力之理由矣。（二）中国抚恤难民家属，补偿日本建筑费，细则规定前者恤银十万两，后者给银四十万两。交涉之初，贴补兵费即为进行之难关，至是，大久保要求二百万两。总署大臣视为太巨，乃以威妥玛之调停，始得解决。（三）注销关于台案交涉之公文。总署照会日使，措辞严厉，含有恫吓之意。美副领事于大久保入京之先，言于李鸿章，谓总署照会，不必为激烈决绝之语。虚声恫吓，固少实效！其载明注销者，以其有碍二国之邦交也。约成，大久保出京，渡台办理撤兵。综观台湾交涉，事起于总署大臣之昏庸畏事，对于台案不肯办理，对于日员之询问，又不断然告以与日本无关，不烦代问，乃以推诿之辞，竟予日本出兵之机会。其办理交涉，不知国际公法，折冲订约，又无远见与才能，徒以皇帝之虚荣为争，骄而失败，其罪殆不足责！李鸿章于此亦有相当之责任，李氏初信番民强于朝鲜，日本无如之何。及交涉事起，容闳建议派大员往日，李鸿章谓在明时，日本扣留使臣，言其不可。其无识见，竟至于此，交涉迁延不决，徒多损失。主张和议，殆不可非。要之，先无准备，遇事张皇，购买军械，以求侥幸于万一，则所谓孤注一掷，固远不如以外交方法解决。国内苟有远见之外交家，凡此问题当或不致发生。至于日本武功派之欲发扬国威，野心侵略，更不足责！

台湾交涉之起，由于琉球水手之被杀，琉球为中国藩属，可向中国申理，无须日本过问；日本之出兵讨番，实无理由。会议之时，琉球藩属，当为讨论之根据，先决之问题，疆吏朝臣反而避免争执，不肯提出诘问，条约上反而承认其为日属人民，虽曰琉球臣属中日二国，中国且可诿称不知其为琉人，而固不智也。琉球在日本之南，中国之东，以岛立国，地小民稀，不详其始，隋书始记流求。明兴，其王遣使奉表入贡，成为惯例。日本于唐代始知琉球，称其王为日人之后，风俗习惯相多类似，先后遣兵征琉，琉王降服，朝贡于强藩萨摩。夫以一国同时称藩于二国，则朝贡不过其名，事实上内政由其国王自主。二国于其外交，亦不干预，琉球初与欧美诸国订约通商，中日皆不之问，则其明显之例。琉球较与中国亲近，条约上采用清帝年号，则其证也。会日本明治嗣位，幕府将军归政，藩侯尚未废除，维新之志士，深以为忧。一八七一年，日皇下诏废藩为县，萨摩之藩属琉球，遂属于朝廷；朝臣有言废其王而县其地者，文治派知其性质异于国内藩侯，其王又朝贡中国，断然处置，将起二国之恶感，力持不可。及岩仓等奉命聘于欧美诸国，武功派乃谋并吞琉球，天皇诏其王入朝庆贺新政，及至，列其王于华族。据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语，琉王请照旧章朝贡二国，副岛许之，盖顾虑中国之抗议，难于立时改为县邑也，侵略之野心殊属可恨，琉球名虽属国，上国向不干涉其内政，固不应谋夺其自主权也。及台湾事起，总署大臣办理交涉，竟以含混之辞，解决争执。日本遂益进行其兼并之计划，改其日历，设法庭于岛中。

日本谋并琉球，其王之地位降低，受制于人，非其所愿。及光绪嗣位，琉王拟遣使进贡，日本不许，琉王遣使向德宏附船抵闽，一八七七（光绪三）年，琉使禀告阻贡，并拟进京吁请，而上谕则令其回国，毋庸在闽守候。向德宏不敢回琉，总署大臣多所顾忌，无所进行，会设使馆子东京，何如璋奉命为钦使，朝旨命其交涉，明年，琉使请其援救，何如璋主张积极进行，其言曰：“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能谋人？如璋到此数月……窃谓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其向总署建议，有遣兵船责问，或约球人拒日，或向日抗议保其领土，若皆不能，则将琉球归日，照西例易地偿金。李鸿章谓其建议除抗议保其领土而外，均不可行。琉使更乞援于美法公使。何如璋向日抗议，外务省托辞推诿。十月，何氏提出措辞强硬之照会，外务省请其撤回，不得。明年，内务省遣兵警渡琉，送其世子大臣于东京，降王品级，改其国为冲绳县。总署向日使交涉，日使托辞推诿。何如璋报告总署，请撤使回国，领事余乾耀建议撤华商归国，出船截其通商之路，总署不许其请，外务卿不理何氏，仅言交涉将由驻华新使宍户玑办理，外人以为时局严重。五月，美前任总统格兰德（U.S.Grant）来华游历，至京，恭亲王奕訢请其调停中日之争，格兰德许之，返津，李鸿章亦以为请。格兰德因欲解决华工人美问题，李氏声称琉事议妥，华工总好商量。六月，格兰德往日，日本待之极厚，乘间为其大臣言之，大臣闻知中国深怪此事，颇觉诧异。格兰德力言战争之害，中日均为东亚独立自主之国，不可受外人挑唆，中其奸计。二国邻近，情谊应若一家，而日本办理琉案，中国深不满意。日臣伊藤博文奉命与之协商，请其设法。其困难则日本武士轻视中国也。格兰德随员杨越翰（Young）函告李鸿章，中云：“日本人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武士时多穷困苦，极愿入伍，若政府让步太甚，或将起而作乱，且政府已改琉球为县邑，颇难改废明令也。八月，格兰德致书于奕訢等，陈说撤回何如璋送往外务省之照会，二国各派大员会商，互相让步，妥定办法。倘二国意见不合，无法解决，可请一国秉公议办，二国应即遵行。且曰：“亚细亚洲人数居地球三分之二，惟中日二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所有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省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即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勉胁制立约，彼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望中国亟求自强。”其言深有见解，建议之办法，颇可采行。何如璋在日泄传交涉之信息，不为日本所礼，格兰德以其受驻日英使巴夏礼之鼓动，于其书中力劝勿中奸人之计。李鸿章亦言何如璋照会措辞过当，“出好兴戎”。公使馆中之机密要事，均为外务省及各国公使所知，何如璋固非外交家也，格兰德在日不肯与之面商琉案。

自格兰德调停之后，二国再行交涉，日本请中国另派大员渡日会商，如不能行，可在烟台会议。李鸿章既谓不可会议于烟台，又称派员赴日会商，亦非办法。其致总署书曰：“彼必欲中国另派大员前去，无论踌躇四顾，无此专对妥员，即有人前去，而所议无成，怏快而回，既轻国体，更无后著。鄙意仍要该国派员来华，若无办法，听其自去，虽是不了之局，中国始终不失身分。”其言如是，殆少解决争执之希望。总署大臣与之所见相同，时日本政客竹添进一郎在津与李鸿章相识，上书进言二国各缴回照会，解决争执。李鸿章招而与之笔谈，辩论琉球二属问题，请其回国，劝说政府，明年派员前来会商，且曰：“中国主持大议者，实止数人，皆不能分身远出，非自高声价也。日本群材济济，能派员前来为妙。”竹添答云：“此等语，敝国公使等皆不知之。”李氏饰辞不免辱国矣！一八八〇（光绪六）年二月，外务卿井上馨告知何如璋拟以琉球南岛归华，中岛归日，将派员来华会商。三月，竹添奉命至津，询问李鸿章之意见，谓无扞格，本国将委驻京公使夫户玑办理，并面呈说帖，要求修改条约曰：“中国于西洋各商均入内地贸易，而我商民独不得同其例，是疑于厚彼而薄我。夫中国与日本，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有旧好之谊，有辅车之势，宜同心戮力以维持东洋全局。然中国相待之约，反不如待西人之优，我所深慨也。……中国举其所许西人者，以及于我商民，我国亦举所许西人者，以及之中国商民。而两国征税建法，一任本国自主，嗣后遇与各通商国修改现行缔约，内管理商民，查办犯案条例，或通商章程税则，互相俯就，但均不得较他国有彼免此输彼予此夺之别。果如此，于中国略无所损，而两国相亲爱之情，由此大彰；然后中日视如一家，永以为好，实两国之庆也。”竹添此行，系奉政府之命，其言为国内深谋远虑之政治家之主见，果如其言，订成条约，实为互惠平等之条约，对于二国之主权均无丧失，则所有之嫌疑或可消免。日本于换约后，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商请修约，未有成功，旋自让步，商请总理衙门大臣，日商得如欧美商人，许其于登州、牛庄贩运黄豆豆饼。李鸿章以总署征其意见，论其不可，亦无所成。华商之在日本者，后亦不许其于内地贸易，以为报复。要之，彼此限制，殊非二国之利。竹添更与李鸿章笔谈，详论日人有憾于条约，故二国之争执迭起，日商受害，亦与中国无益。今欲割琉，修改条约，长杜纷纭。其言虽有牵强附会之处，而足代表日人之心理。

李鸿章答称议约，非格兰德函意，是为节外生枝，又称商议球事，牵及增改通商章程，则为胁制。竹添乃谓议无所成，将即回国。李氏函告总署，对于日本割归琉球南岛，主张还之琉人，事已至是，恐别无结局之法。对于议约，则称日人立言颇近公平，而事关系重大，不敢擅断。总署复称割分琉球，事不可行，关于修增条约，亦持异议。竹添深为失望，作诗讽谏，中云“墙外拒兄弟，室中容虎狼”，更相辩论，李鸿章劝其入京。竹添从之，而总署大臣主张北岛归日，中部还之琉王，南岛归华。竹添不可，返津回国。三分琉球之议，格兰德在京，曾以为言，日本以北岛久并于日，中岛最为广大，仍还琉王，南岛又属中国，固不愿若此之让步，格兰德游历日本，不再以之为言，盖已为日本所拒绝矣。日本之建议，则中岛属于日本，南岛归于中国；南岛地狭民少，亦非中国所愿。及中俄交涉严重，朝臣有请解决中日问题，促进二国之邦交者。七月，夫户玑奉命向总署大臣交涉；以南岛归于中国。南北洋大臣刘坤一、李鸿章均请还之琉王，总署说明分界之后，两不相干，以为存琉张本。日使请加最惠国条款，总署许之，双方议定条约，将签字矣。恭亲王奏报太后，且曰：“此时不与定议，亦无策以善其后。”

其时太后奖用直言，凡有言责者，莫不遇事生风，吹求利害；按之实际，多为捕风捉影之流言，本于无根据之传说，空泛浮夸，成为似是而非之推论；每遇外交，争先发言，而太后毫无主见，往往难于决定政策，乃为害于国家。左庶子陈宝琛闻知其事，疏言日本国弱，自顾不暇，焉能助我？不宜遽结琉案，轻许日约。其反对改约曰：“其（日本）居心叵测，无非欲与欧洲诸国深入内地，蝇聚蚋嘬，以竭中国脂膏！况此外又有管辖商民酌加税则，俟与他国定议后，再与中国定议等语……故为简括含混之词，留一了而不了之局，以为他日刁难地步。此酌改条约之说，断不可从者也。”国际贸易之害，一至于此，迂腐之文人，固不知经济原理也。其言修约之害，全不明了日本国际上之地位、外交之政策，而为牵强附会之谈。太后交亲王议复，复奏请如总署所奏议行，而张之洞又持异议，太后无所适从，谕李鸿章妥议。初和议之进行也，总署函商条款于李鸿章，李氏之主见忽异于前，改称南岛贫瘠，琉王复国无以自存，向德宏在津哭说不可，且曰：“尊处如尚未与夫户定议，此事似以宕缓为宜。言者虽请速结琉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开衅，似无须借助日本。中国之力实不敌俄，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之荒岛，于义奚取？”其言前后矛盾，若出二人，究何策以善其后？李氏固未告知总署大臣也。至是，其奏复之疏文，本于前意，谓俄日强弱之势相去百倍。其扼要之语曰：“与其多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此种见解，遂为李氏对日之基本观念。太后又命疆臣刘坤一等妥议。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议停顿既久，宍户迭催签字，总署亦无办法。日使乃称嗣后不得再议琉案一总署颇以绝交为患。李鸿章言其不致启衅，草案终告推翻。明年宍户出京，左宗棠奏请备战，上谕各省严防，而日本实无用兵之意。及中俄交涉解决，琉球之争论复起。李鸿章仍欲琉王复国，或以王城首里归之，外务卿井上馨电称不可。后日本建议改琉王为县令，世治其地，许其朝贡中国。总署大臣力持异议，醇亲王奕明言“事必无成，而中国兴灭继绝，尚可以对环球。”不幸好意徒为空言，交涉引起恶感，各国亦无友善之表示耳。琉使再行乞援，亦无办法。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伊藤博文来华，面告李鸿章，称中国遣使往日，仍愿让步解决琉案，中国未派使往，此后日本始不复言琉球，乃以不解决为解决。总之，琉球交涉，总署错认琉民为日属人民。其后李鸿章虽力辩护，而沈葆桢给与日本公文固已明言其为琉民。日本阻贡报至朝廷，总署初尚顾忌，交涉遂处于不利之地位，日本之肯让步者，则欲免去二国之恶感，增改条约，得享商业上之权利。总署大臣则以俄患始肯解决中日之争执，其见解原不免于浅陋，而又不能坚持定见；李鸿章之主张不一；左宗棠西征，力言亲日，及回北京，主张战备，终遂失去时机，一无所成。噫！清廷固无人也！

中日邦交以修约台案琉球之争执，未有进步，其尤复杂而难于解决者，则为朝鲜问题。朝鲜地接中国，中国于其盛时，郡县其一部分部土地，文化思想因而传入半岛。自明以来，朝鲜朝贡中国颇勤，丰臣秀吉之难，明出大兵往援，韩人德之。及满人势盛，其主仍欲助明，终以力不能胜而降，遵例朝贡，未尝有缺。日本自江户幕府成立，遣使往说其王，命人入聘，韩王鉴于前祸，许而从之，日人有视为属国者。韩王忠于清而忽于日，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后，中止遣使聘于幕府。朝鲜虽曰臣属中国，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其大臣习染，中国政治上之恶习。不顾民生之大计，高谈理学，排斥外人，禁其通商，捕杀教士。初一七九四年，神父始至朝鲜传教，韩王禁之，后法公使迭请总署颁发护照，准许神父入韩传教。恭亲王答称朝鲜内政自主，拒绝其请。一八六六（同治五）年，朝鲜惨杀神父教民，法使照会总署，称将用兵，总署请其和平解决，后且不认助韩。美国借端朝鲜虐待水手，欲遣兵舰威逼订约，其他欧洲诸国亦愿朝鲜开港，或令军舰示威，或登陆进攻，或遣人调查，而朝鲜始终不屈，欧人无如之何，君臣自为得计。清廷初未予以有效力之指导，日本则异于此，方幕府之未归政也，国中扰乱，将军尚虑法国报复朝鲜，俄闻美国亦将构难于韩，告知美使称欲遣使赴韩调停，会反对幕府之势力日盛，将军归政不果，归政后，天皇诏对马岛藩侯通知韩王日本王政复古，其意欲其遣使朝贡也。时李熙在位，初韩王病死无嗣，其妃迎立皇族李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其生父摄政，号曰大院君。大院君富于排外思想，好揽政权，遇事敢为，不顾一切。至是，藩侯使者迭至，未有韩使往日，一八七一年，天皇诏遣使臣会同兵船二只渡韩，使臣身衣洋服，深触大院君之恶，韩廷益不之礼。先是，驻于横滨之法兵奉命往攻朝鲜，大院君令兵御战，法兵败退，而自诩为奇功，且信日本助法，殊不知其浪人仇杀外人，而外兵驻其境内也。会德使谋通商于韩，雇用日人，益启大院君之疑，且其通知书中，有天皇诏敕等字，违反向日之惯例，而非邻国聘报之礼。大院君以侮辱傲慢之辞答复日使，日使丧气而归，大院君乃言日本变法学夷，禁其国人与日人往来，断绝二国商业。

日使归而报告其始末于政府，武功派之西乡隆盛闻而大怒，倡议征韩，好勇逞斗之武士和之。及副岛来华，根据总署大臣之口头答复，信为中国不问朝鲜，气焰益昂，预备出兵。文治派于欧洲知之，惊而遄程回国，朝议征韩，文治派坚持异议，力言日本内政尚待整理，耀兵于外，危险孔多，且予俄国侵略东方之机会。二派相持不下，天皇最后否决征韩之议，以免中日之战祸。初恭亲王对于外使常谓朝鲜自主其内政，总署大臣对于日员之询问，不知其有深意，亦以不负责任之言答复。李鸿章在津接见副岛，虽有讽说，而于日韩之争执，未有若何之处置。日本欲与朝鲜往来，则未稍改。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十月，其军舰在朝鲜西岸江华岛测量，逼近海岸，戍兵发炮击之。日舰还炮应战，毁其炮台，杀伤韩兵多名，报告于本国政府。政府鉴于台湾之争，训令新任公使森有礼赴京，明年一月向总署交涉，要求发给护照，派人会同日员前往，或为之转递公文。总署拒之，函告其事于李鸿章。李氏复书中云：“两相怨怒，则兵端易开，度朝鲜贫弱，其势不足以敌日本。将来该国或援前明故事，求救大邦，我将何以应之！虽执条规责问日本，不应侵越属国，而彼以关说在先，中国推诿不管，亦难怪其侵越，又将何以制之？……窃窥日本来意既明言欲求和，而不轻用武……似宜由钧署迅速设法，密致朝鲜政府一书，劝其忍耐小忿，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炮击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至该国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如此立言，似亦不为失体。”总署不从，森有礼乃称朝鲜为独立之国，照会中云：“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互相辩论，迄无办法。森有礼往谒李鸿章于保定，仍请中国设法调停，声称日本无与朝鲜通商之意，唯欲议定三款：（一）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二）日船遇难，代为照料；（三）朝鲜许日商船测量海礁。李鸿章初不之许，森有礼称言日韩战争，或不能免，李氏多所解说，日使再三央求转商总署设法解劝。李氏许之，深患总署不从，致书与之；一面说其奏请礼部转告朝鲜，以示和好，一面谓无法可设，彼固不得借口。总署奏请太后，得旨依议，而日使已通知总署，本国派员赴韩矣。

方中日交涉进行之际，日皇遣使黑田清隆乘坐兵舰，渡韩交涉。二月黑田抵韩，提出条件，限期答复。时李熙年壮，庸弱无主，其妃闵氏专政，召集大臣会议，讨论日本之提案，迁延不决，及期，日使恫喝用武，韩王迫而许其要求，订成江华条约。其要款凡五：（一）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彼此以平等之礼仪相待；（二）十五月后，日使来韩；（三）朝鲜开放二港通商；（四）日人之在通商港口者，享有领事裁判权；（五）救济被难之水手。观其所得之权利，远过于其最初之希望，日本之认朝鲜为自主之国，藩属之争执，乃伏于此。日韩条约成立，列强颇重视之，英德公使将其通知总署，日使抄送条约原文，总署未有异议。韩王咨报礼部，对日恢复邦交，开放商港，续订条约。中国颇惧日本再有要求，李鸿章询问森有礼，答称日本：“防俄南侵，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李鸿章深韪其言。其时日本政治家深以俄国为患，森有礼之言或非虚伪，而中国、朝鲜大臣多未能见及此，又无一定之主张与政策。会总署谋求琉王复国，鉴于前事，颇患日人在韩。丁日昌请说韩王与列强订约，威妥玛亦以为言，且引废琉故事，俄人又经营东方，不遗余力。大臣始筹朝鲜之策，李鸿章奉旨劝其与列强订约，书告其致仕大傅李裕元，谓大势所趋，朝鲜不能闭关自守，宜防日本、俄国。日本业已立约通商，应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以牵制之。朝鲜与俄接壤，形势日逼，若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以杜俄人之窥伺。其说朝鲜订约通商者，固防日俄，而亦代其决定外交大计。朝鲜自与日本订约，列强因欲援例，而朝鲜君臣深闭固拒，仇视教士，李氏虑其引起事变，故以为言。李裕元托人转告，谓其解官归乡，不敢力争，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朝鲜既坚不欲与西人通商，中国自难强劝。”李裕元后复李鸿章书，详论泰西之学，素所深恶，不欲有所沾染，国内向称贫瘠，不能多容商船。后韩臣金允植来津，笔述其国中议论曰：“不问时势可否，惟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语涉交际，辄以邪学目之，为世所弃。”固陋至此，宜李鸿章第二次函告亦无效果。会美使薛裴尔（Shufelat）奉命往韩订约，一八八〇（光绪六）年，在日商请中国领事余乾耀派员同往，不得，转请日领投递公文，亦无效果。其时韩王欲遣学生至津学习制造军火，操练新兵，朝命李鸿章主持。明年，朝鲜执政李最应知闭关为非计，遣使至津，询问交涉事件，说明订约通商非天朝代为主持，无人敢为决定，李得韩王请其代为主持之文，抄送拟定之约稿。值薛裴尔来津，李请韩王遣使赴津，迟至次年，仍请李代主持。李派属员周馥、马建忠与美使会商。其第一条曰：“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而内政外交向来归其自主。”余款则注重应防之流弊，应获之权利，远胜于中美条约。美使初欲根据日韩条约，议订条款，后始放弃主张。其最大之争执，则为美使要求约中不必载明朝鲜为中国属邦之句，中国方面声称删去此句，即不与闻其事，美使向本国请示，而国务卿未有训令，乃采折中之办法，由韩王照会美国说明其藩属中国，条约始成。李鸿章以美使、韩员之请，遣其属员丁汝昌、马建忠会同韩美使者渡韩，韩王对于条约稍有修改，即行批准，其致美国照会，声称其藩属中国，而内政外交自主。英德诸国亦遣使订约，相继告成，朝鲜外交为之一变。

朝鲜开放，其年七月忽有内乱，说者言其仇视欧人，反对通商而成，实则促成于二党争权。初大院君专政，及王李熙年长大婚，其妃为世臣闵氏之女，果决有为，干预国政，大院君迫而归政，李熙昏庸无才，受制于妃，闵族多居要职。大臣有奉命聘于日本者，日人颇厚待之，使臣感于日本内政之进步，亦欲朝鲜变法。韩王受其影响，派遣学生渡日留学，聘其武官操练新军，其多数朝臣则仍顽固不化，轻视外人，平民知识浅陋，迷信深痼，而其潜伏之势力至为强大，时人号称顽固朝臣曰“守旧党”，以大院君为首，主张闭关，反对日本。及与列强订约，党人大惊，夏旱，造言神怒开国所致，愚民信之，乃切齿于闵妃，大院君尤恶其专政。会军士欠饷未发，军米又改小斗，心怀怨望，附于大院君作乱，七月二十三日，乱起，政府无力弹压，乱兵暴民闯入宫中，欲杀闵妃，而妃先期改装潜逃，得免于死。暴民杀害大臣数名，攻焚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逃免，乘舰返国报告，在韩武官多死于难。日本遣军舰陆军会同花房往韩，日使先往韩京会议不协，形势危急。朝廷得报，饬直督张树声派员带兵察看情形，相机办理，并谕丁忧回籍之李鸿章迅即赴津。李氏北上，威妥玛见之，代述日本政府之意，不愿中国交结李应主持交涉。李应既得政权，以韩王名义，咨报已平内乱，朝廷置之不理。丁汝昌率同军舰会同马建忠办理，朝命调吴长庆所部六营渡韩，华官抵于韩京，本于事先计划，诱执李应，捕杀乱党。至是，李熙改派李裕元为全权大臣，前往济物浦与日使会商，华官未曾力请参与会议，八月，订成二约，一为续约，扩张商业上之权利及外交人员游历之机会。一为济物浦条约，其要款凡五：（一）朝鲜捕治凶徒之罪；（二）抚恤日员家属及伤者恤金五万元；（三）赔偿军费五十万元，分五年缴清；（四）日本使馆得置兵警备，其兵营之设置，由朝鲜任之，一年后可酌量撤兵；（五）朝鲜遣大员赴日道歉。综观事变之始末，朝鲜颇处于不利之地位，迫而订成辱国之条约。中国无如之何，朝臣以为中国捕获祸首，而日本条件犹若此之苛。有主张战议者，其人要多昧于国际大势，如张佩纶称粤捻回洋为四患，三患除而洋祸将息，发扬国威，宜先决定东征之策，筹备进行。又曰：“索兵费五十万元，使与台湾之数相准，以耻中国，”其言极牵强附会之至矣！中国之患，要多由于士大夫之不明事理，对内粉饰苟安，对外倡言不切实际之高调，而以人命为儿戏，国家为孤注，而于事先之预备，建设之计划，则少建议。

李鸿章之见解颇与之异，主张慎重。及事日急，奉旨筹议中韩商务章程，派周馥等与韩使议订章程，予华商特殊利益，韩使恐日援例，断断辩论，华员将其驳斥，最后议定载明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与各国一体均沾之例。其要款凡七：（一）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驻韩，韩王派大员驻津；（二）华商在韩享受领事裁判权，韩人在华则归地方官按律审断；（三）二国商船得往彼此商港贸易，渔船亦听其捕鱼；（四）韩商例准于北京贸易，华商得入汉城杨花津贸易，二国商人持照，得往内地采办货物；（五）废除边界互市章程，许边民自由交易，税则除人参而外，值百抽五；（六）韩人贩运人参入境，纳税值百抽十五；（七）招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二国一次，朝鲜津贴船费若干。章程规定税率，不如中俄商约，实非待遇属国之道，而疆吏以其改变旧章论其不便。其时朝鲜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外商限住于商港，而华商独处于优越之地位。外商又以税率颇重，感受不便，美英先请修约，韩王许之，约中允其商人贸易于内地，日本亦得最惠国之待遇。中国乃改章程，商人享受同样之权利，淮军六营尚驻于汉城，袁世凯为营务处官，派员操练韩兵，陈树棠奉命为商务委员。李鸿章荐前德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为韩顾问，以其曾服务于中国海关也。穆麟德至韩，管理朝鲜之海关，兼办外交事宜，颇欲改革其国内之弊政，于是中国在韩之地位大异于前。

同时，日人在韩政治上亦有相当势力，如朝鲜练兵五营，三营归中国军官操练，二营由日员教导。初朝鲜依据济物浦条约，遣使朴泳孝等渡日道歉，羡其进步之速，日本政客待之颇厚，互相交结，引为援助。朴泳孝谋韩脱离中国独立自主，聘日人二名为其政府顾问，及其回国，纠合金玉均等为同志，势日张旺，日本表示亲善，委任竹添进一郎为公使，宣称退还军费四十万元，韩王受其影响，亦倾向于独立。其时（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事颇不利于中国，淮军三营奉命回国，余归提督吴兆有统领，党人劝说韩王乘机叛清，自主国政。韩王疏远亲近中国之大臣，李鸿章得报，深以为忧；会党人金玉均等主张操切，不满于闵妃之族，亟欲夺取政权，勾结日使竹添为乱。十二月四日，邮局成立，其总办洪英植亲日党也，设宴庆祝，邀请朝臣及各国公使赴宴，独日使竹添托病不到，斯日午后，日兵运输军火，殆有成议矣。晚间，宴会将终，党人统率日员操练之兵暴动，先行纵火，刺伤大臣，闯入王宫，拥王以揽政权，召请日兵保卫，竹添即率兵往。提督吴兆有等则颇难于应付，韩王请其勿动，各国公使亦以为言，韩人又恐投鼠忌器。五日，金玉均矫命诛杀大臣六人，而以其党代之，人心惶恐，韩臣乞援。六日，华官决定靖难，吴兆有函请日兵退出王宫，率兵出发，及抵王宫，卫兵开枪攻击，华兵应战，死亡相当，乘机踰墙而入。竹添知力不敌，率兵逃回使馆，其赞助暴动之阴谋，盖其个人之行动，而保护使馆之日兵无几也。韩人气不可抑，群起报复，竹添自焚使馆，率兵逃往仁川，途中遭韩人袭击，日人之在汉城者，颇多死伤。金玉均、朴泳孝则逃往日本。

事变报至日本，外务省不直竹添之所为，竹添先故扩大其事，毁灭参与事变之迹，无如事实明显，固非其所能掩也。日本驻津领事原敬，谒见李鸿章，称其政府实无开衅之意，公使槺疚溲镆嘁晕�言。中国方有事于法，不欲轻起战祸，上谕谓“目前办法，继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奉旨渡韩查办之吴大徵亦曰：“立意不与日人开衅。”日本请派全权大臣赴韩会商，总署复称久废此名，不能照办。日皇命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渡韩交涉，井上先命原敬告知李鸿章未调兵往，实愿和平解决。明年一月，井上抵于汉城，朝鲜君臣毫无主见，吴大徵为之筹划辩论之词，而井上于事之原委概置不论，但言善后之条件。吴氏欲与和议，但无全权证书，为其所拒，韩使许其要求，订成汉城条约，其条件凡五：（一）韩王修书，遣使赴日道歉；（二）给被害日商恤银十一万元；（三）惩办杀害日本武官之凶徒；（四）赔日使馆修筑费二万元；（五）韩廷依据济物浦条约，建筑使馆卫兵之营房。约成，井上回国，韩人颇以会议速了，日人未逞所欲为庆。醇亲王奕谓其自知理屈，得钱即归，言下斥其贪利无厌，实则井上自认事变之起，曲在日本，亟欲让步解决，不愿多索赔金，而致争执耳。其外交之政策，则欲中国撤退驻韩之军队，其请中国委任全权大臣渡韩者，亦多为此，而朝廷拒绝其请，乃对韩人声称将与中国理论，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日人之为朝鲜政府顾问者向其大臣建议，商请中国撤兵，免致后患，韩王以之为言。中国方面，吴大徵、李鸿章亦言撤兵。日本报纸谓清兵抢劫日商，多持战议，法国请日出兵，武官和之，而文治派反对，未了事宜遂由外交解决。天皇欲派大臣来华交涉，而以中国之意尚不可知，由英使巴夏礼、日使槺咎角笠饧�，中国表示，诚意相待，始诏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会商韩事。伊藤恳请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函告李鸿章，述其平日力主二国亲善，此次奉命谋决争执，俾二国连为一气。其言颇为诚恳。

太后得报，诏委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徵副之，与伊藤交涉。三月，伊藤来津，持奉国书，先往北京，欲谒皇帝亲递。总署大臣答称皇帝尚未亲政，拒绝其请，朝臣先患伊藤入京，向总署辩论，固不愿在京会议也。四月，伊藤再至天津进行交涉，自三日迄于十五日，会议六次。伊藤最初提出三项要求，一撤华军，二惩统将，三恤难民。李鸿章对于第一项表示同意，并请日本撤退使馆卫兵。伊藤说明第二要求，谓日兵为华军击败，伤亡颇多，中国不办，则无以复命息忿，其言颇合于日本之实况。初事变报至其国，武官主张乘机报复，伊藤之来，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盖免武人之批评或反对也。而清廷对于平乱之将士认为建立功业，不肯惩办，上谕先以为言，李鸿章故力辩论战事之责任，华兵杀害日人之证据。伊藤请交美国公断，李鸿章亦不之许。关于恤金，初曾讨论，而以李鸿章之拒绝，伊藤不复提出。双方乃议撤兵；对于撤兵，李鸿章先曾函告总署，谓日兵撤退，淮军亦可回国。伊藤则偏重于永不驻兵，不同意于吴大徵之草案，另提条件五款。李鸿章函告总署，太后得奏，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争执遂得解决。双方本于免去起衅之意，议定二国不问朝鲜之练兵，于是条款议定，是为中日天津条约。其条件凡三：（一）中日两国于条约成立后四月内，尽撤驻韩之军队；（二）二国允劝韩王练兵，但不派员教练；（三）将来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一国出兵，应先知照缔约之国，事定仍即撤回。关于惩办将士，伊藤要求不已，李鸿章允许行文戒饬所部将士，严办滋事之兵丁，借以顾全日本之体面，作为结束。

综观中日关于朝鲜之交涉，初由于总署大臣之放弃责任，日本乃不承认其为中国藩属。何如璋曾向总署建议，设大臣于韩，管其外交，李鸿章论其不可曰：“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裕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不必尽听我言，而各国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及济物浦条约成立，张佩纶奏请派大员驻韩，太后谕李鸿章复奏，李氏顾虑太多，奏言困难，倾向于维持旧例。顾时中国在韩之地位，远胜于日本，而天津条约关于军队调动之规定，二国处于平等之地位，固日本外交上之胜利也。其时中法草约方成，法舰尚禁华舰出海，而国内财政困难，陆军数败，闽船覆没，势难再战。李鸿章之让步，殆非得已。日本撤退汉城驻军，则向朝鲜声明，依据济物浦条约，仍可驻兵。自政治上之势力而言，日兵败逃仁川，亲日党人亡命于外，日本在韩之地位大为低落，韩廷君臣深恶日人勾结乱党，金玉均等留日活动，误会益多。自日本方面而言，伊藤来华颇有促进邦交之诚意，伊藤为文治派之重要领袖，主张二国亲善，中法战起，法使请日出兵。井上不许，告知其事于华使，请其转告总署，至是，仍不欲与中国失和。及伊藤东渡，李鸿章致书总署论之曰：“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其言末句殊不可解，伊藤具有远见，亲善中国，总署与之开诚妥议二国之悬案，促进邦交，正所谓辅车相依，何患之有！我强邻弱，听命于我，乃古代之观念。李鸿章固囿于传统之思想也。其致友书，亦称伊藤要好，劝其游日磋商琉球之问题，然竟未曾上奏朝廷，书告总署。李氏盖无勇气与远见，惮于清议，而欲以不了了之，胜于一身备受指摘也。

中日对于朝鲜之争执，暂告解决，而朝鲜衰弱，俄国之势力日进，识者固知祸患方兴未艾。驻韩德使建议中日诸国，商订朝鲜中立条约，井上表示同意，而中国大臣固未慎重考虑。其时英俄邦交恶劣，英谓俄将租军港于韩，商于曾纪泽，命其兵舰占据巨文岛。穆麟德劝说韩王亲近俄国，俄使进而强韩雇用其武员教练军队。日本大惊，井上密商于徐承祖，由中国主持韩政，罢斥奸党。日使槺痉蠲�到津与李鸿章会商，面递井上拟定之办法：（一）李鸿章、井上密议朝鲜外交办法，既定之后，由李饬令韩王照办实行；（二）内监不得干预国政，韩王当与大臣商议国事；（三）韩王擢用重臣，必先商于李氏，由其与井上斟酌选用忠贤朝臣；（四）外都户部长官均应委任以上所举之大臣办理；（五）穆麟德免职，改用美人；（六）中国驻韩大员，改派才干较长之能员；（七）中国委派之大员及改用之美人，必遵李氏之详细训命办事，于其赴韩路过日本，谒见井上；（八）大员必与曰使情谊敦笃，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观其提出之条约，井上承认中国于韩有优越之地位，而兼顾及日本之利益，共同防俄也。其先日本不肯承认朝鲜藩属中国，今则盖有让步之意，中国易于整理韩政，或积极经营矣。李鸿章答称事关重大，必须密商于总署，请旨办理，且曰：“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其函告总署，一面谓内监不得干预政事，选用贤臣，中国驻韩大员与日使合作，尚中肯綮。一面又曰：“诸要政均请由鸿章遥制，既惧无此权力。若朝王不能遵办，断难使其事事办到，况朝鲜外务，如与井上密议，相距皆远，何从面筹办法。至用人既由中国商定，又与井上斟酌，未免越界揽权，事多窒碍。”李氏实畏困难，不肯负责整理韩政。徐承祖深以井上之议为然，致书李氏论之，李氏置之，终遂谢绝。槺尽⑿斐凶嬖傧蜃苁鸾ㄒ椋�以驻日公使兼为督理朝鲜大臣，“可以弭衅隙，息日患”，亦为李鸿章驳斥。

李鸿章主持对韩维持旧制，其挽救之方法，则欲释送李应归国。李星应安置保定，闻知政变，闵妃被杀，欣然欲归，俄知妃实未死，改言衰弱，不愿与闻政事，但言可如元代故事，遣监治国。日使亦言其归，或有补助。中国谋欲送还，闵妃百计阻之，其姪闵泳翊至津，李鸿章令其往谒，竟不告而行，韩使言欲将其禁锢，李鸿章说其委曲求全，及得王书，奉旨遣员送李应回国，而王杀其生父旧党三人，其生活状况无异于禁锢。王益疏远中国，李鸿章说其罢免穆麟德，迨陈树棠去职，请派袁世凯驻韩，改称总理。井上以其领兵杀害日人，初不满意，而袁氏颇有才能，井上改变态度，命人往谒李鸿章，说令袁氏赴日一行。李氏虽许其请，而不令其前往。会得金玉均运械入韩谋乱之报，袁氏不审虚实，报告公使交涉，实则附会而成。中国、朝鲜均以金玉均为患，韩王派人赴日刺之，徐承祖说井上诱之来华，井上初欲许之，后以困难，将其安置小笠原岛，月给十五元，以免二国之恶感。伊藤、井上既谋亲善中国，及闻英后赠送光绪御宝星，以其为赠二等帝国者，不合体制，有关声望，告知徐承祖请总署却之，二国邦交稍有进步。

中日邦交视前进步，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日使盐田三郎奉命向总署提出修约之请求。先是中日条约限制二国商人贸易之机会，日本久欲改订其为互惠之条约，迄未成功，已见于前；一八八三（光绪九）年，再行提出，总署以琉案未结拒之。至是，日本工商业大有进步，亟欲扩张市场于中国，伊藤、井上方握政权，主张促进二国之邦交，训令盐田交涉。徐承祖函告不便始终拒之，总署大臣与日使磋商，日方仍主互惠之平等待遇。徐承祖闻之，忽谓修约与我无益，而长崎中国水兵与日警互殴之案又起。初北洋军舰中有损坏者，驶入长崎坞修理，水手登岸，以恋妓生事，与日警殴斗，死伤约五十人，日警死伤二十余人。李鸿章初不明了案件之原委，颇疑日本之阴谋，雇用律师诉讼，电丁汝昌带证出庭；及知事之本末，又为丁汝昌辩护，朝廷则无确实之报告，总署、海军衙门均谓必按公法断清，始见友谊，否则作为悬案。其争论之焦点，则为恤金。徐承祖以辩论无益，请撤使回国。日报指摘中国有意寻衅，多持战议，井上亦以失和为言。德璀林主张和平解决，电告李鸿章曰：“徐使只知讨好，不顾利害，现若决计小题大做，林亦不必议。”其言深切时人之痼病，明年，由德使调停解决。李鸿章颇为满意，书告徐承祖曰：“事由互斗，实无曲直之可言，舍本齐末，就此转圜，尚为得体。”其解决条件，议定恤金，日本交给五万余元，中国给日一万二千余元，案件纷扰竟至半年。事后徐承祖请给伊藤、井上宝星，称其力排众议，不肯启衅，始终皆愿二国连和也。要之，伊藤固十九世纪大政治家之一，井上亦有远见之外交家，其主张则先整理内政也。内意则以积嫌日深，不以给奖为然。

修约以长崎案停顿，解决之后，暂未进行。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盐田再行提出，曾纪泽时在总署行走，倡议中日亲善，暗拒俄人窥伺朝鲜。曾氏久在外国，明了国际上之形势，眼光明锐，见解远大，而主持大计之奕见识愚陋，侈言复仇，终不之听。李鸿章虽韪伊藤、曾纪泽之议论，然信“古今形势，纵易而横难”，心中轻视日本，又以其内阁迭易，用人不定，犹豫不决，书问驻日公使黎庶昌。黎氏复称东方有变，彼终不能践言，其意谓日本国小民贫，无能为力也。李氏信之，盐田提出之条件，有诉讼照彼与两国后来所议之办法办理，尤为李氏所反对。其见解盖生于误会；及总署征求其意见，复书仍持不准日商贩运洋货入于内地，及赴内地买运土货之议。其结论曰：“总之，与别国修约，或有损益参半之处，至修改日约，无论允改几条，终恐损多益少，我既不能拒绝，惟有多方辩论，借词延宕，或将无甚关系利害之事，酌改一二。若钧署未与盐田商出眉目，似宜缓请钦派全权，免致一发难收，竟成蛇足。”列强在华享受最惠国之待遇，其所谓别国，不知何指？李氏固未明了国际贸易之性质也，其无诚意，犹其余事。事实上两国商民则私往内地运货，日本前请准其商人于中国新添之四口贸易，徐承祖拒之。李氏答黎庶昌书，谓无约国商人尚得前往，不免不情！究不知何故条约不肯予以承认也！总署原不欲修约生事，致干清议，李氏之言更坚其意，修约遂无所成。日本仍欲进行，力谋改善二国之邦交。黎庶昌密奏其有亲我之心，交涉和平，请派兵船往巡。日使改以弛废鸦片禁令，便于华侨，交换利益均沾条款。其建议原近于儿戏，再为李氏所驳。曾纪泽时以郁郁病死，修约更属无望。日本乃禁华商人内地办物，李氏不主报复，又不修约，惟待大审院之判决。其主张诚非吾人之所能知。

中日问题未能妥协，而中国对韩亦多困难，明知韩王内政不修，欲叛中国，迄无适当解决之方法。李鸿章代韩筹设电报，借款兴办，路线起自仁川，经过汉城、平壤、义州，达于凤凰城，韩王请改设水线，李氏严词驳斥，始能兴工。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韩王秘密遣使乞俄保护，袁世凯电报天津，中国预备出兵问罪，韩廷震恐，议定外署照会各国公使，谓有小人假造国宝文书，中无外署印押者，均作废纸，其前后行动直为儿戏，幸俄国亦未承认，免致事变耳。袁世凯在韩之地位，异于各国公使，其见韩王，李鸿章谓如司道谒见亲郡王之礼，于宫外候请，降舆，三揖，侧坐，则为谦极。若遇大典朝会，只可变三鞠躬为三揖。袁世凯颇自矜傲，干涉韩政，韩王恶之，代替穆麟德之美人德尼（Owen N.Denny）不忠于中国，为韩王筹谋独立。其外交形势殊为恶劣，李鸿章向英交涉归还巨文岛，而英以俄不侵略韩地为条件，转商于俄，俄使谓俄无兼并朝鲜之意。中国欲其照会说明，俄使请以中国不变更朝鲜之现状为条件，未有所成。英国之意全为防俄，对于中国经营朝鲜，未有反对之意，中国向其交涉，始肯撤兵。袁世凯既与韩廷不协，而与大院君往来颇密，闵泳翊来华，不肯回国，发表其谋立大院君之阴谋，李鸿章召之往津对质，而闵泳翊不往，盖事由其虚构也。外人议论颇不利于中国，闵妃尤恶袁氏，一八八七（光绪十三）年，韩王受德尼之说，先未商于中国，忽派全权大臣出使日美诸国，地位反高于中国驻外公使，借表示其为独立国也。袁世凯逼令韩王中止驻美全权大臣之行，韩王多方辩说，清廷谕其改为三等公使，遵行三事：（一）韩使初至各国，先赴中国使馆具报，由华使挈之同赴外部；（二）凡遇朝会公宴，应随华使之后；（三）交涉大事先商于华使。韩廷允许照办，赴美公使朴定阳始得启行，及抵美都，竟不照行。袁世凯恫吓韩王将其召回，韩王听命，忽又咨请李鸿章撤回袁氏；不得，日与中国疏远，公然造谣，谓已出贿停止派使；及朴定阳回国，不肯惩办。袁氏托病拒绝韩臣之来见者，韩廷惊惶，始允将其免职，并请修正前订之三事，中国不许，实际亦未尽行，韩使往日，先未引见，则其明证，李鸿章固谓“立法严，而用法恕”也。韩王又以征税不便，主使韩商罢市，要求华商、日商退回汉城，二国均不之许。一八九〇（光绪十六）年，韩王忽赏李仙德二品衔，谋收海关，且借外债。李鸿章声明韩廷借款，未得中国同意，不得以海关之收入为担保。俄而太妃病死，向例讣使赴丧，韩王须出郊迎，礼极隆重，用款十余万两，李熙以其有碍独立，托辞谢绝。清廷不许，仍遣使往，韩王迎送如仪，朝臣之意则欲证明朝鲜藩属中国也。会韩王无力还债，欲借外款，袁世凯说其大臣向华商议借，韩王初尚不许，后以无法，从之，由李鸿章办理，而以海关收入为担保，韩王稍与袁氏接近。

袁世凯之在韩也，力谋扩张中国之政治势力，而韩王、闵妃、大臣多仇视之，德尼又为韩谋，驻韩各国公使多不满意袁氏之专横，其所处之地位至为困难。清廷初于朝鲜内政外交向不预闻，朝鲜已与外国订约，声明自主。缔约国于韩设有公使，韩廷新设外署与之交涉，中国不问其用人行政。韩王对于外交上之问题，不肯先向袁氏磋商，袁世凯监督韩政实为不易。朝鲜对外，实无坚定之政策，初欲亲俄。俄自得黑龙江北岸等地，经营远东，谋筑西伯利亚铁路，其政府以海参崴港冬季冻冰，谋于朝鲜占据海港，强其雇用武员。韩王请俄保护，均以李鸿章之力作罢。俄国驻韩公使仍力活动，得其君臣之信心，缔结条约，许俄船行驶于图门江。韩王又以袁世凯干涉内政，向美乞援，请求美兵保护。驻韩美使助其自主，李鸿章商请美国将其招回。美国无侵略朝鲜之意，原不足畏，而俄国野心勃勃，凡与朝鲜关系密切之国，皆以为虑，尤以日本为甚。其政治家久以防俄为言，而俄国势力大伸于朝鲜，日本将见逼于强俄，形势危急。其本国自维新以来，人口激增，而可耕之地有限，工商发达，益欲广求市场，其食料之一部分颇赖朝鲜之供给，二国地理相近，力欲于韩占有势力，固不愿其并于他国也，乃自竹添助乱以来，丧失其政治势力，转而欲与中国协妥，共同防俄。李鸿章谢绝井上之建议，伊藤复请其积极处置韩事，李氏亦未采行，井上邀请袁世凯游日，亦无果。及韩廷违抗袁氏，驻韩日使见之，协商办法，而袁氏谢绝其干预。其对日本防范甚严，阻其设立电线，反对向其借款，留难日韩新约，日本政治家乃深恶之，其政策则始终欲在朝鲜扩张势力也。日使大石初欲扶韩自主，后则与韩忿争。一八九三（光绪十九）年，外务省商请李鸿章将袁氏撤回，本国亦愿撤换大石以作交换条件。李鸿章电称不可。

其时袁世凯在韩，对于政治未有若何之改革与建设，其王庸懦，受制于悍妃，信用内监，大臣出于世族，顽固无识，结党争权。李熙于妃病时，巫言旧宫有鬼，乃令卫兵于夜间放枪驱逐，都人大为惊扰，又强人民捐款筑宫。朝臣勇于私斗，未曾顾及国家。财政则极紊乱，收入多耗于皇室费用，官吏俸金。政府缺乏诚信，而王惯于食言，曾令使臣偷运人参来华，及为海关发现，初请放行，关员奉命许之，忽又否认前言，对外交涉往往类此，固世界腐败政府也。其对日本则仇视之，曾以禁米出口，引起严重之交涉，大石索款赔偿，韩初许之，忽而翻议，乃事忿争，且称袁氏调停为助韩，提出最后通牒。伊藤电告李鸿章调停，始已。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金玉均应李鸿章之子经方之招，来至上海。金氏在日于一八九〇年，复得自由，费用则赖日人之供给，其助之者目的不同，要非好意，而金氏生活浪漫，渐为日人所不理，经济趋于困难，故来中国。韩王患其为乱，密命李逸稷（日史称为李逸植）刺之；及至上海为洪锺宇所杀，凶手被捕，领事请严办之，而江督刘坤一饬舰载凶及柩往韩。韩王不顾李鸿章之劝告，厚赏刺客，时人传其分割尸体，日本政客不平，值李逸稷以谋刺朴泳孝被捕，供称系奉王命，使馆为日警搜查，韩使不待训命即行返国，日本舆论大哗。其国内自召集国会以来，下院反对内阁，天皇迭解散之，而势仍盛，对外则与中国修约失败，其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固欲防俄改革朝鲜内政者也，终以藩阀武人之专横，外交人员之寻衅，利用一致对外之情感，列强修约之易于进行，造成战祸。其导火线，则朝鲜东学党之乱也。

自中国方面而言，中日自订约后，二十四年之中，朝臣疆吏未曾本于妥协之精神，解决二国之争执，邦交数濒于危，国内宜有相当之预备；而大臣除一二人外，不知日本维新之进步，根据出使大臣肤浅观察之报告，附会其胸中之成见，发为议论。台湾役后，国防议起，朝臣以为日本以岛立国，我有军舰运输军队，即可致其死命。李鸿章奏请每年筹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购置军舰，初则各省尚有报解，一二年后，不足十分之二，会琉案交涉趋于严重，政府严令各省解款，购买军舰，修建炮台。中法战时，大臣益知海军之重要，筹设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曾书告军机大臣曰：“将来水军果成，元气充足，宜以此事为发硎之具。”所谓此事者，就废琉而言，驻日公使领事以其政府发行公债，乃少见多怪，报称日本外强中干，凡遇交涉，多请用兵。余乾耀旅行于其国内，到处官商宴之，亦以恶意推度，岂恨恶积深之后，交涉果难于进步耶！中法战后，新购之铁甲船快船次第东下，海军衙门拟定章程，雇用英人琅威理为教练官，海军颇有振兴之望，其提督丁汝昌原为淮将，不知海军，章程多未遵行，李鸿章亦主宽大。北洋舰队成立，费用增加，值光绪年长，太后将欲归政，兴工修筑颐和园，而经费拮据，主持海军衙门之奕，提其一部分为工费，仍不足用。李鸿章函告曾国荃，谓太后听政年久，请其提用余款兴工，于是海防费告匮。户部尚书翁同龢主张节用，议定停购军火。李鸿章深为失望，其复王文韶书曰：“现在筹办胶州澳，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会奕病死，内廷无人能为李鸿章援。自一八八八（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未曾购置一舰，周馥曾密为李鸿章陈说利害，而李氏无可奈何，琅威理复以职权问题，辞职而去。海军将士多为闽人，自成一系，中有留学于外国者，颇轻丁汝昌。陆军时称足以一战，实则平定内乱之劲卒，难与列强之兵相比。事定之后，湘军大半解散回乡，淮军虽受常胜军之影响，购用洋枪利炮，然而人数无几，纪律废弛。绿营八旗操用古代兵器，腐败不堪，以之拒战曾受严格训练使用枪炮之精兵，自不能胜，况后召用乌合之众耶！

日本自维新以来，陆军采用法国军制，实行征兵，其将佐皆为曾受军事教育之学生，营中之军械设备，概仿之于西方，其军队之勇敢善战，无异于欧兵。其海军仿自英国，划定军港，造船购舰不遗余力，创设海军学校，教育人才。其水兵体壮力强，训练有素，而政府尚以海军实力不及中国舰队，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国会否决内阁扩充海军之预算，明年，内阁再行提出海军之计划，国会仍持不可，天皇诏省宫廷费用，减少官吏俸金，以之补助海军经费，议院始肯让步，通过预算，海军实力为之增加。李鸿章比较两国海军，略称华铁舰每小时行十五海里，日则十六海里；定远、镇远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生特大炮，并快放炮，又在英购铁甲船。其言发于一八九三年，非战败后之辩护，颇为可信。更就工商业而言，日本之进步可观，中国远非其比。总之，自战斗力而言，日本于时颇占优胜之势。

中日之战，由东学党之乱促成，其党为民间半宗教之秘密会社，旧称天道，创于崔济愚（初名济宣），称得天主之启示，授以仙药咒文，又谓儒释道各有所短，今取其长，以诚敬信为要谛，煽或愚民，一八六四（同治三）年，被捕处斩。其族人崔时亨传得其法，秘密宣传，信者日多，其原因则朝鲜政治腐败，财政困难，赋税加重，遇有天灾，韩王不恤其苦，而社会不安，人心思乱也。其徒愚陋无识，反对外人，排斥耶教。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开会于全罗道参礼郡，有众数千，议定为教主雪冤，请愿于观察使，未能如其要求，明年三月，至汉城请愿，跪于宫门之外。韩王不收禀帖，饬其退去，会排外之传单发现，外人颇为惊惶，日人昼行佩刀，以备万一。四月末，崔时亨召集其徒于忠清道报恩县，众至数万，韩王遣使将其解散。又明年，全罗道古阜郡农民抗税，首领全臻准乘时托东学道起兵，其地人民强悍，素称难治，附者益多，旗号称讨倭斥夷，官兵讨之，反为所败，韩王遣员招抚，亦未成功。其党势盛，扬言直捣汉城，匡君救民。招抚使洪启薰密请韩王向中国乞援，中国时有兵舰泊于仁川，先曾为韩运输军队，日本使馆人员询问韩官，华兵曾否登岸？以为本国尚未得报也。李鸿章得报，以为日人之意，唯在照约通知，袁世凯劝说韩臣乞援，李熙乃以为言，袁氏电报天津。李鸿章复称须由韩王自请，其心以日本政党争权，无暇外顾，即如多事，不过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入汉城耳。

六月三日，韩王正式乞援，五日，上谕出兵，总署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六日，公使照会外务省，内称韩王乞援，中国出兵，乱定即行撤还。中有“派兵援助，为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外务卿陆奥宗光请其修正，不得，明日，照复声明“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口头上告以日本出兵。初朝鲜乱炽，参谋部另得报告，决定出兵，着手预备，其根据则济物浦条约也。斯日，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署，日本出兵，九日，总署照复日使，称日保护公使领事以及商民，无多派军队之必要，不必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发生事端。李鸿章亦向天津日领说明，盖互相商后之结果也。十二日，陆奥训命小村反驳总署之照会，称其出兵不受限制，日军依纪律节制而行，决无冲突之虞。中日出兵，韩廷颇为惊慌，十一日，全臻准率其死党逃匿，东学会就抚，二国军队均无留韩之必要。其先袁世凯电请出兵，列强驻韩公使曾以之为言，日使大鸟圭介时在本国，其书记郑永邦亦劝中国出兵。及日出兵，大鸟回任，汉城未有扰乱，亦无华兵。韩廷对于入城之日兵，感受不安，公使又多非议。大鸟电请撤兵，不得，袁世凯诘问前言，大鸟颇处于不利之地位，十一日，电请新来之兵不必登岸，不如撤回，明日，与袁氏面谈，谓华兵勿来，日兵可撤。其时日本政策尚未决定，出兵未有与中国交战之意，故大鸟初请撤兵也。中国方面，总署大臣必欲韩乱平定，不同意于立时撤兵。

六月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首相伊藤提出整理韩政之草案，中日二国委员若干，共同办理四事：（一）调查财政；（二）裁去冗官；（三）设警备兵；（四）募集公债。会议席上，陆奥要求予以充分之时间加以考虑，结果认为非改革韩政，则不撤兵，中国拒绝其请，则单独行动，十五日，商于伊藤，伊藤表示赞同，于是决意进行。陆奥电告大鸟撤兵宜缓，借口调查韩乱完全平定，作为延宕。十六日，陆奥招见汪凤藻，面谈整理韩政，提出（一）（二）（三）项办法。明日，汪氏允许电告总署及李鸿章，而陆奥更以照会予之。李鸿章得报，表示反对，总署王大臣亦然。二十一日，总署训令汪使照会声称朝鲜善后事宜，由其自行釐革。且曰：“中国尚未干预其内政，日本最初承认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李鸿章电告交涉于袁世凯，且曰：“如有别项要求，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勿馁！”其言本于昔日对日交涉之故智，实未明了日本外交之政策。及其决心进行也。国际上之习惯，一国政府对于外交上利害之重大事件，非慎重考虑，决意实现，殆不愿正式提出，交涉固迥异于闲谈。李鸿章欲以空言驳斥，其何可能！二十二日，陆奥照会汪使曰：

贵使照会内阁本大臣依本国政府训令，拒绝日本政府关于朝鲜变乱镇定及善后办法之提案。……帝国政府甚为遗憾，征诸既往之事迹，朝鲜半岛常呈朋党争阋内讧暴动渊丛之惨状，确信可以如斯继续发生事变者，由于缺乏完成独立国责守之要素，虑及疆土之接近，及贸易之重要，帝国对朝鲜之利害，甚为紧切重大，因是不能拱手旁观彼国内之惨情悲况。当情势如此之时，帝国政府置诸不理，不仅有悖平素对于朝鲜所抱邻交之友谊，且不免不顾我国自卫之诮。……非协定将来足以保持该国安宁静谧，并保证政治得宜之办法，则帝国政府决难撤兵。且帝国政府之不遽行撤兵，不仅系遵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善后之防范。本大臣如斯披沥胸襟倾吐诚衷，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

照会说明日本之立场，措辞坚决；中国之反对，久在陆奥意料之中。斯日，开御前会议；明日，枢密院会议，均未发生异议。外务省派员往韩传达政府旨意。大鸟自奉新训令后，态度大变，与武官协商，不理袁世凯之交涉。袁氏电报李鸿章，主张用兵。大鸟决意挑衅，二十六日，上书韩王，陈说改革，其心以为尚或不足挑衅，久欲提出朝鲜之宗属问题。其拟定之步骤，如朝鲜承认属邦，则令其撤回公文；如称自主，则告以清兵现称保护属邦，日兵可助朝鲜逐之；如称内治外交自主，则诘以镇定内乱，属于内治，强其否认属邦。二十八日，大鸟照会韩廷引用汪使保护属邦之语，问其是否为独立自主之国，朝鲜君臣惊惶无主，袁世凯奉令向其说明，否认宗藩，中国将即兴师问罪。韩王进退两难，与袁氏协商，照复大鸟，诿称不知汪使之言，内政外交均为自主。大鸟更与袁氏逞气辩论，七月三日，向韩提出改革草案，分五纲领，共二十五条。后二日，其政府拟定之改革案，始由委员携至。韩廷迁延不复，大鸟限以时期。七日夜，韩廷照复派员协商，其应付之策略，则谋延宕，乞援中国，李鸿章则请俄国干涉。大鸟不欲迁延时日，向外务省建议，包围韩宫，伊藤及元老不可。陆奥则表同情。又值英使调停失败，俄国态度中变，十三日遣使赴韩，传达密令。其扼要之语曰：“促成日清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余自当之，故该公使丝毫不须内顾。”伊藤仍不同意于挑战，十九日，外务省训命大鸟慎重办理，陆奥固信其仍欲执行前议，其谋造成战祸久矣。大鸟与韩使磋商改革草案，未有结果，十九日，得陆奥传达之训令，时值袁世凯归国，无人为韩设谋，日兵自由架设汉城、釜山间之电线，强筑兵房。二十日，大鸟照会韩廷谓中国公文称朝鲜为属邦，违反日韩条约，清兵亟应退出境外，限其于二日内答复，同日，又致照会，谓中韩通商章程，有属邦或藩封字样，朝鲜宜发宣言将其废除。二十二日，韩廷以推诿之辞答复，夜间，日兵准备占领王宫，明日拂晓，大鸟照会韩廷，称将用兵。日军开始行动，包围王宫，解除韩兵武装，怂恿大院君复出。二十五日，大院君宣言废除中韩一切章程。

李鸿章自得日本不肯撤兵改革韩政之照会，渐知时局之严重，值俄驻京公使喀西尼（A.P.Cassini）出京。李氏平日深信日本畏俄，说其干涉，喀西尼声称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其政府固不如此坚决也，其政策则谋维持朝鲜之现状。六月二十五日，驻日俄使奉命往询陆奥日本撤兵，陆奥说明撤兵条件，中国承认中日共同改革韩政，或由日本单独实行，即行撤兵；复向俄使申说日本之地位，一为维持朝鲜之独立安全，二不挑战，其意则欲避免干涉也。三十日，俄使照会日本，忠告其容纳朝鲜之请求，将兵与华兵同时撤退，拒绝其请，应负重大责任。陆奥协商于伊藤，不受俄国忠告，训令其公使说明，七月二日，照复俄使，日本政府决无侵略朝鲜疆土之意，如全平安，即行撤兵。十三日，俄国表示满意。二十一日，再有声明，陆奥保证前言，俄国遂无异议。同时，英使欧格纳亦力调停，其目的则维持东方和平，保护英国商业及防俄国活动也。驻日英使迭与陆奥磋商，议定中日开会协商。欧格纳从中斡旋，定于七月九日开会，及期，小村至总署与王大臣协商，奕劻要求日本撤兵再商韩事，毫无结果。小村告知英使，英使叹惜，再向总署劝说，亦无效果。陆奥利用时机，十二日，训令小村警告中国，后二日，小村照会总署，述其政府训命。其坚决之语曰：“中国政府依然主张撤兵，毫无倾听我政府竟见之意……今后倘生不测之变，我政府不负其责。”总署将其语意，电告李鸿章，谓“无转圜之机，本日（十六）已有廷寄命决进兵之策”。李氏主张慎重，欧格纳再事调停，而日本之态度转强，提出中国万难接收之条件。二十一日，英外相训命公使向日提出觉书，有开衅则日本政府不能不任其责之语。明日，陆奥复书说明日本之立场，英无表示，但请战事若起，不得扰及上海及其附近，陆奥许之。美国时于日本接近，除向日提出劝告外，别无活动。

时局趋于严重，李鸿章盖知中国陆海军之实力，不敌日本，对于朝廷未曾明白奏报，或不顾忌讳陈说大计，对于日本亦无应付之策略，初则拒绝协商一切建议，继则唯赖俄国之干涉，忽略欧格纳之调停，尤为失策，英使往访奕劻，陈说中国如愿整理朝鲜内政，保护其土地，可催日本商办，总署电告李氏。其复电则称整理内政，中国向办不到，何能遽允！如照日本原议，断难商办。七月九日会议之决裂，固于此有关。造成战祸，陆奥之急切志愿也，乃得有所借口，态度转强，其警告中国之公文，传达大鸟之密令，相继发出，而俄政策又变，时局更难挽回，李欲让步解决，十七日，电告总署曰：“唐绍仪元电，大鸟拟草韩政各条，多切时弊，俄又同见，如遽以兵力争阻，恐生枝节，俟袁至津稍痊，面禀，筹与小村妥商，但能无损大局，即幸甚。”时袁世凯托病回国，唐绍仪代之，小村有来津之说也。总署复电，称其所请，无论如何，断不可轻允。明日，李氏再有电请，无如朝廷用兵之议决矣。慈禧太后先已归政，其年适值六十寿辰，筹备庆祝。光绪年少未曾经事，其亲信之师傅，则力持反对建筑铁路、购置军火之翁同龢也，囿于环境，对外知识殊为浅陋，主张用兵，暗示亲臣交章论战，及日本不肯撤兵，迭饬李鸿章添兵。李氏主张避免衅端，朝臣论其失机，并及总署大臣，要皆不知国内之情状，日本之实力，轻信浮言，指摘时事，动于情感，放言高论，毫不切于实际，如曾广钧奏言大灭日本、余联沅条陈进规东京之类。其人识见同于王炳耀《中日战辑》所记之时论曰：“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其较为明达事理者，如侍读学士文廷式之奏疏，学士为光绪亲臣，谓越南之事，中国犹不惜竭兵力以争之，故能稍安十年。十年之安，由于一战，实非吾人之所知。其密陈之四端，明赏罚，增海军，均就平时练兵设防而言，远水岂能救得近火乎？审邦交，则言连结英德诸国以拒倭人，倭人亦必回心与中国协议。大患在前，犹能指挥如意，别树敌国，聪明者翰林学士也！戒观望，则请出兵拒抗倭人。末后又言淮军之宿将劲兵，十去六七，今所用者，大抵新进未经战阵之人。奏疏前后不免矛盾；拉杂之言，作为庙堂议论，能不败乎！

朝议主战，奕劻不敢负责。七月十五日，奏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人，会商交涉。翁同龢、李鸿藻奉旨会同详议。二人之在朝廷，久与李鸿章为敌，主战派之气焰益张，翁氏门生张謇言之尤激。张氏初在吴长庆幕中，随之渡韩，斯年恩科，考中状元，迭向恩师进言用兵。李鸿章之势益孤，清议斥为误国。光绪因之一意主战，商于太后，太后仅言不准示弱。据翁氏日记，十六日帝欲议处李鸿章，明发宣战谕旨，但皆未行。帝意既定，无怪总署拒绝李鸿章与小村协商也。关于军事预备，淮将先请撤兵回国，帝降谕曰：“彼顿兵不动，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至是，又谕李鸿章：“懍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明日，李氏尚电总署谓小村若来，先商大略，即撤兵何如？朝廷固不之许，小村亦未来津。其时淮军二千余人驻于牙山，归叶志超统率，一部分由聂士成将之剿匪；至是，李鸿章雇英船载兵自津往援，船有名高升者，载军火尤多。左宝贵、马玉昆则自陆路奉令将兵入韩。日兵之在韩者一万余人，多在汉城。二十三日，舰队备战，自日本出发，奉有攻击之密令。二十五日，于朝鲜丰岛附近，遇见护卫运输之华舰二只，发炮轰击，华舰于未宣战之前，不意即有袭击，处于不利之地位，发炮应战，一沉一逃，高升俄亦击沉时。人讥议管带方伯谦之畏怯，殆为冤狱。日本宣传华舰首先开炮，则为避免责任之计，全不足信。近时其历史学者固已承认矣。

综观中日之战，多由于陆奥及陆军海军长官之造成，其所顾忌者，唯列强之干涉耳。二国之争执时起，祸根隐伏，迄无解决之办法。其野心之外交家乃欲利用时机，造成战争，一则处于战胜者之地位，一则居于败辱情势之下，缔订条约，解决一切，其计至狡。盖中国之财力军备均不敌日，明了中国实状之日人固皆知之。中国于时一无准备，对韩既不能改革其秕政，又不能监督其外交，对日亦不协妥，士大夫徒唱高调，唯有出于战争之一途。然则战争殆不可免乎？曰，斯又不然。交涉之起，可用外交方法解决，李鸿章果有远见，先与日本协商改革之草案，固无重大之困难，且其计划非于此时始行提出也。不幸时无确定之政策，专赖他人，坐失时机，及至时已严重，朝议纷纷，挽回实属不易，况韩宫之包围，丰岛之海战，相继发生乎！李鸿章之失策殆无可讳，彼倡清议之士大夫，主持战议，实日本野心家之所希望者也。其人平日囿于见闻，迂腐固执，除作八股或类相近之文字而外，多无他技，乃扬眉吐气，论列是非，能不败坏国家大事乎！“误国之罪，等于卖国”，虽有为而言，岂谓此耶！日本学者有谓战争起于舰队出发之日，固有所见；军阀有意挑战，更何足责！七月二十五日，海军战起。驻于汉城之日军，向牙山出发，淮军时在朝鲜者共四千余入。明日，二军斥候交战。二十七日，唐绍仪潜行去韩。明日，韩廷给予大鸟公文，请日驱逐清兵。又明日，二军交战，叶志超率败兵退出牙山。其原因则淮军无几，而日军器械较为精利，叶志超且先得有后退之令也。八月一日，二国下诏宣战。

淮军自牙山退于平壤，聂士成所部踵至。平壤在朝鲜之西北部，旧称箕子故都，负山带河，形势险要。清廷先已命将统军由陆路渡鸭绿江而入朝鲜，其时铁路唯有自天津至山海关一段，运输不便，幸援军已至，全军人数约一万五千，势难反攻，乃建筑塞垒，为固守之计。日军亦待援军方始进攻，九月分路包围，十五日，开始猛攻，夺取北门要塞，总兵左宝贵战死，守兵退入城中，遍挂白旗，约定次日献城。及夜，叶志超率军，弃平壤出逃，退守鸭绿江西岸，朝鲜遂无清兵。其败溃者，一由兵士人少，一由指挥不一，叶志超奉命总统诸军，曾请辞职，盖知其难。诸将多无勇敢之气，指挥之方。兵士又无纪律，残暴专横，抢劫财货，役壮丁、淫妇女，安能望其力战？损失颇为重大，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精兵，败于此役若此之易，固非日将始料之所及。后二日，海上亦有大战，初敌舰活动，而北洋舰队未有功绩，朝臣争论提督丁汝昌之畏怯，皇帝下诏切责。九月，李鸿章令其率舰队护送陆军出发，抵于鸭绿江口大东沟。舰队有铁甲船二，快船十，共三万五千余吨，另有水雷艇四只。十七日，日本舰队游弋黄海，与之相遇，其司令伊东祐亨下令前进。其舰队有船十二，约四万吨。中国之铁甲船，大于日舰，而日船之快速新炮，则非华舰之所及。其开炮互击也，日舰列一字阵形，华舰作人形阵势。交战四小时，北洋舰队大乱，致远舰长邓世昌力战，全船沉没，丁汝昌督战受伤。斯役也，华舰沉没者四，死伤六百人，日舰重伤者三，其司令之坐舰与焉，死伤二百余人，胜利归于日本。其胜战者，多由于将士勇敢，操练有素，而能临危不惊，发炮命中。中国则将佐不能合作，激战之时，快船有旁观驶去者，铁甲船作战最为勇烈。据濮兰德之《李鸿章传》，舰中火药，有以细石子充之者，其言虽无明证，而军火以部议停买，固不足也。战后余舰逃入旅顺军港，日舰未曾追捕，遂握中国海上之自由航权。

陆海军相继战败，中国别无精练之军队、强有力之舰队，可以作战，胜负之局已定。论者谓李鸿章主张议和，迟迟出兵，为敌所乘，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