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
黄河改道及其影响〇人口激增〇秘密会社之活动〇财政之困难〇政治之腐败〇广西之情状〇洪秀全之略传〇上帝会与团练〇洪秀全之起兵〇起兵后之时机〇攻扰六省之经过〇太平军中之思想〇文化之摧残〇战胜之主因〇太平军、清军、人民、迷信、种族思想、女子、军械〇清廷应付之方略〇洪秀全之失策〇北伐军之失败〇江苏境内二军之相持〇太平军之西征〇曾国藩练勇之困难〇讨贼之檄文〇檄文之批评〇湘军出征之战绩〇湘军战胜之原因〇江北、江南大营之败溃〇全国纷扰情状之一斑〇经济制度之紊乱〇人民所受之痛苦〇饷糈之榨取〇太平天国与外国之关系
清廷自五口通商以来，外交莫不失败，内政亦无建设改革之大计，而人口繁多，生计艰难，秘密会党之势力日张，危机四伏，造成极大惨杀之悲史。吾人于言祸乱之先，不可不知一八五五年黄河之改道也。黄河自有记录，迄于十九世纪初叶，大徙者凡五。一一九四（金章宗五）年，河水泛滥，其一部分始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十三世纪末叶（元世祖至元中），河水改从汴渠，经过徐州，东北流入泗淮，其北流渐微，十五世纪，北流筑塞，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淮水发源于河南，历安徽、江苏，而入黄海，原为中国大河之一，乃以一河容纳二河之水，易至泛滥。黄河之在徐州境内者，河身褊狭，上流之水，难于一时流出，徐州之下，则水放流，均易成灾。清廷设官治之，修筑高堤，防塞决口，糜款甚巨，从未有一二十年安流不为民害者。一八五五（咸丰五）年夏，大雨不已，河水高涨，自仪封铜瓦厢决口，折入山东，夺大清河道，流入渤海。淮水下流入海之道遂淤，其水一部分改由运河流入长江，兹言黄河改道之主因与影响于下。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之北麓，高出海面约一万四千尺，曲折东流，入于甘肃皋兰之附近，地势降低，而洮湟二水流入，由是水势陡盛，东行阻于六盘山脉，折转而北，流入绥远，再以高山之阻，转入陕西、山西，而为二省天然之省界焉。水流奔泻于山峡之中，直达河南，始至广大之平原，高低相去无几，然后折向东流，而入于海。夫水之流也，因高就下，高低悬殊愈甚，则水流益速，其力之猛，冲动碎石，夹带沙泥，及至下流，支流众多，水量大增，易于为害，且其经过之高山平原，多无树木，甚者或无青草，登高远望，则目力所见，常为黄土。迨遇大雨，地面上之肥泥被洗而去，流入河中，黄河之水沙泥益多，及抵平原，水流渐缓，其力不能尽携泥沙而去，泥沙淤淀，河身渐高。历代之治河者，从未于根本上着手，而多高增两岸，筑塞决口，久则河身淤泥积高，一旦水势浩大，惟有破堤泛滥，另夺河道入海而已。至是，黄河改自山东入海，淮水入海之故道淤塞。其上游之水，乃以洪泽湖为尾闾，其湖底较海面水平线为高，而水无从流出，万顷膏腴之地，均在水中，江北人民之生计转难。黄河既至山东，而时内乱正亟，无力修治，后遂大为民害。其漂没之人畜财产，殆不可计算，地面上之肥泥，亦入海中。外人有告予者，谓其来华，船抵扬子江口，见江水所含之泥，而以中国不善保存，深叹其富。扬子江如此，黄河更无论矣。予曾从吉普士（Dr.Gibbs）博士读微菌学。博士研究山西东北土壤之微菌，曾告吾人曰：“其地土壤缺少有利于植物之微菌，殊为穷瘠。”予按其地缺少树木，肥泥为水洗去，实其原因之一。处于今日整理黄河，诚非易易。其为吾人所能者，则为保全肥土，禁伐小树，广植草木。夫然天降大雨，水因植物之根，易入泥中，而肥土得免于洗去。此盖补救办法之一也。
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入于衰弱时期，祸乱时起，尚非大规模之屠杀，人口有增无已。贫民虽曾溺死婴孩，而道德观念，以无子为不孝，社会上以养子为防老，迄今民间尚信“一根草有个露水珠儿”。其意谓天生一人，即有衣食，父母无须烦恼。其溺死者，多为女子，非子女众多，而家累太重者，则不肯为，人口故无减少之理。十八世纪末叶，学者洪亮吉曰：“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举例证之，一家夫妇二人，初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及至其孙，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亦必不敷。其言人口增加之倍数，虽未必尽确，要为平日观察所得之结论，不可厚非。洪氏谓户口增加之后，游手好闲者，数十倍于前。其人遇有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毙，苟逢时机，将起而作乱。《皇朝续文献通考》称一八一二（嘉庆十七）年，全国人口凡三万六千余万，乃一八二一（道光元）年，户口之总数，视前反少六百余万，其数颇可怀疑。鸦片战争时，澳门报纸论中国人口，一称中国人有天下三分之一，一言“嘉庆及当今皇帝（道光）太平管治此三十万万臣民”。其时世界人口之估计，约十二万万左右，中国何得有此三十万万臣民？数目当或译错。据三分之一计算，中国人口殆四万万。报纸偶言直省人口，前后多不相同，盖此实非外人所能估计也。道光朝东华录记其中年人口逾四万万，亦非调查所得之确数。综之，咸丰初年，人口已至无可再加之情状。其时满洲、热河、察哈尔、绥远均不准汉人移居，新疆、外蒙古、西藏更无人愿往，而本部十八省，尚有限制。台湾故例禁止内地人民偷渡，台民私往番地者治罪，云南、广西、贵州等尚有一部分土地归土司治理，人民私往外国，亦犯国禁。其职业种类少于今日，极大多数以耕种为生，而田地有限不敷分配，生活日难。一八五〇年，浙江巡抚常大淳奏称人民开山过多，以致沙淤土壅，有妨水道，山地硗薄，生产力弱，而民竟争耕种。鸦片战时，杨芳战败，请许英商贸易，称其船有洋米三万余石，广东向资洋米接济等语。中国以农立国，而产生之食料，不足以供国人之需要，可见人口之多。前后战争，均有愚民贪图小利为敌人工作，可证失业之众，其无职业而胆较壮者，则投入会党，为害乡里。于是会党之势养成，魏源曾言及之，兹再节引时人之言，以见社会情状不安之一斑。
御史常大淳于一八三五年，奏曰：“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拏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一八五〇年，侍郎赵元奏曰：“近来盗风愈炽，直隶、山东陆路行旅，往来多被抢劫，两湖三江连年水灾，盗贼日众，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嘓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又皆肆意横行，目无法纪。且到处均有邪教会匪，各立名目，煽诱乡愚，胁从既众，蹂躏尤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苟且因循，惟务姑息，书差既豢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州县之勤干者，有时查访严拏，则差役通风，武弁解体，夺犯戕官，往往酿成巨案。其愚懦者，平时既不以缉捕为务，至报劫频闻，恐干严议，复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若不急为整顿，则盗贼肆行，奸匪交接，其祸害有不可胜言者。”一八五一年，曾国藩奏称安徽、江苏，河南瘠县，盗风日炽，乡吏勾盗，差役讹索，案尚未破，而事主之家已破，乃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恫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费。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及于湖南练兵，奏曰：“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一八五二）粤匪入楚，凡入添帝会者，大半附之而去。……近来有司亦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湖南湘乡诸生刘蓉后以军功，擢至巡抚，其言乱前情状曰：“今天下僻远之邑，绿林深密之地，盗贼群聚而据焉，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造栅置寨，屠狗椎牛，昼则群饮于市肆，赌博叫嚣，夜则劫掠于乡村，纵横骚扰，而乡里莫之敢发，州县莫之敢问，隶卒莫之敢撄者，诚畏其势而无可如何也。”四人之言，虽为社会情形之实录，要就纷扰之地而言，虽难例推全国，而国内固已不安矣。
政治上之腐败，亦为造成祸乱主因之一，其尤明显者，则财政之无办法，及吏治之无从整顿也。政府之收入，以田赋、盐税、关税为大宗。田赋限于祖制，正赋不得加增，一八四五年后，每岁歉收约在数百万两以外，而朝廷又发款赈济灾民。盐归政府专卖，由商人包运转售，百弊丛生，民间则盐枭偷运，敢与官吏相抗。关税收入年约四五百万两。而朝廷自嘉庆以来，叛乱时起，用兵不已，黄河决口，阻塞需款，国已患贫。道光初禁鸦片，未始不动于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之说。迨及战争，朝廷调派军队，军费大增，而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广州之六百万元，尚不在内。道光曾以筹款为虑，刘韵珂则言浙江无力担负。其时国内生活费低，银元购买力十数倍于今日，因巨大之赔款也。其能如期缴清，一由于官吏设法搜罗，一由于朝廷卖官鬻爵，财政更为窘迫。而鸦片漏卮，反多于前。道光初以纹银不敷流通，农民纳税之担负，为之增加，谋开银矿，一八四八年，谕四川、云、贵、两广督抚于其所辖境内，确实察勘矿产。中国虽为用银之国，而国内殊少银矿，开采又为旧法，殆无纯利可得，其为害于民，历史上曾有明例。道光之出此，盖为增加收入之计，后虽未曾开矿，然可见其患贫，臣下亦以为言，战争期内官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魏源于《圣武记》中言之，鸦片战争，更有切实之明证。
吏治腐败之原因，常为蒙蔽。刘蓉言之曰：“今时弊之积于下者，不必尽闻于上，其闻于上者，又必再四详慎，不甚关于忌讳，然后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审处，不甚戾于成法，然后勉而行焉。则夫弊所及除之端，盖无几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则是天下之弊，终无厘革之日也。”章学诚论其弊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数计矣，俄以数十万百万计矣。”洪亮吉亦曰：“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有司……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府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章洪二氏当白莲教之乱，见闻官吏逼民为贼，深有所感，其言似甚激烈，而实切中时弊。政府竟不能用，积弊反多。鸦片战争期内，统帅疆吏莫不蒙饰上奏，和议成后，上下仍不明知实状，造成外交上重大之损失。其关于内政，刘蓉曾痛言之曰：“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刘蓉所言之天下，就中国全国而言，盖对于时事，深有感慨而发。其措辞虽涉笼统，要可证明吏治之坏，民生之苦。初一八五〇年，咸丰嗣位，诏求直言，朝臣言事者颇多，其关于吏治，可于曾国藩、赵元之奏疏见之。曾国藩曰：“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琑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朝臣赵元曰：“近来积习相沿，风气日坏，加以捐例屡开，仕途益杂，罔识民事之艰难，但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摇滋事，书差胥吏，又复从中舞弊，联络把持，贿嘱情托，无所不至。委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贪酷者恣雎暴戾，惟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及至众怨沸腾，舆论不洽。上司或有风闻，遇事参劾，敢挟嫌抵制，攻讦多端，大吏虑其噬脐，姑容不问，不特各州县毫无顾忌，即佐杂末吏，亦且相率效尤。”积弊之由来已久，朝臣非不知之，而平时竟不敢上奏，致成痈决疣溃之祸。此洪秀全之所以得于广西起兵也。
广西旧称瘴疠之区，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前放置罪人，其大部分归土司统理，逐渐改土归流，清末尚有始设州县者，其省多山，土壤硗瘠。境内原有苗人、狼人、獞人、猺人、山子等杂居，其人名称繁多，而俗统称为苗猺。生活未脱野蛮人之状态，身体强壮，愍不畏死，汉族后始徙居其地，其住近于苗猺者，生活状况，或与之相近，或略胜一筹。其人深受环境之支配，轻身好斗，而又知识浅陋，迷信极深，苟人得其信心之后，则虽为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广西东部桂平、武宣一带，山势高峻，蜿蜒千里，古称猺山，地为天险，其附近居民出入山中，登高履险，捷若猿猴。其人有土著客民之分，巡抚周天爵曾奏朝廷曰：“初粤西地广人稀，客民多寄食其间，莠多良少者，结土匪以害土著之良民。良民不胜其愤，聚而与之为敌，黠桀者啸聚其间，千百成群，蔓延于左右江千里之间。而其原因州县不理其曲直，邪教见民冤抑之状，因好鬼之俗，倡为蛊惑之辞，盖自道光二十二三（一八四二三）年，祸基已兆。”其言发于洪秀全举兵之后，影射之辞，虽不尽确，而客民土著相仇，则为事实。广西省志亦以为言。一八四七年，广西大饥，民食不足，其狡桀者，相聚为盗。会湖南土匪南扰广西，杀人劫财，无恶不作。其东北一区，受祸尤烈，本地之无赖，乘势横行，陈亚溃等各有党羽数千，小股尚有数十。巡抚郑祖琛老而讳盗，无力维持境内之安宁，乡民追而自卫，创立团练。团练之起，原为良民自卫之团体，无如雇用团丁，分子复杂，秘密社会之党员，往往得势，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时机。
洪秀全者，广东花县农民洪国游之幼子也。生于一八一三年，上有异母兄二，下有同母妹一，父母爱之。其家境穷苦，年幼入村塾读书，天质颖敏，塾师爱之，十六岁后，辍学，村人延为塾师，后往广州应试，得马礼逊信徒梁亚发（译名）所编之《警时良言》。秀全收之，及试，不售，携书而归。一八三七年，说者言其再试失败而归，心中怨恨，抑郁致病，盖其家贫，而村师所得无几，其时除教读力耕而外，难有相当之职业，才能有为之士，多视科举为其进身之阶，考试失败，则无从上进也。病时，秀全梦见幻象，有鬼召之，魂魄若乘彩舆而往，抵一宫阙，老媪导往清溪，洗濯污秽。有一老者易其心脏，导入正殿，见一老者高坐，悲泣世人信奉恶魔，授秀全宝刀金印各一，曰：“以是锄奸”，赏赐异果。秀全食之，老者导之，遍观下界之淫乱污秽，秀全愤极而苏，共病四十日。 [10] 其他所见之幻象尚多，及愈，其躯干益雄伟，操行益庄重。斯说也，其族弟洪仁鲋愿嫱馊苏撸谏衿嬷旨＃豢尚牛渫皆蛞源嘶笕耍『笕晕绱遨邮Γ蝗眨麦娣⑹椋谩毒绷佳浴贰Ｊ榉志啪恚牧先∮谝氡尽妒ゾ罚闳林跗湟逡庥肭安≈谢孟笙嘤≈ぃ匝栽蒙系壑荆倨枷瘢ò萆系郏陆蹋簧系刍帷
上一篇：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下一篇：第五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续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