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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 ,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

【原文】

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①,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 ,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②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

【注释】

① 其:通“期”,期年,一整年。

② “仞”为“忍”字之假借字,忍耐。下同。

【翻译】

因此,用厚葬久丧来使国富家足,那已是不可能了,而要使人民数量增加,或许可以吧?然而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舅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服丧期间,都有一套制度规定:使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不聪,眼不明,手脚无力,无法劳动。又说:上层士大夫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如果按这个主张,照这个办法,忍饥挨饿又到这种程度。那么百姓冬天受不了寒冷,夏天受不住酷暑,生病而死的,就会多得无法计算。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男女之间的交媾。用这种做法来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于利剑之下等待行刑,而寻求长寿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上一篇: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兴之天下,谁贾而使民誉之,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且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下一篇: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睘而毋负已也。治之说无可得焉。

墨子通过圣人对饮食、衣服、兵器、制造船只、节葬等制定的法则来阐述节用的重要性。一切东西只要实用就行,不奢求华丽的外表,这样的结果使一个个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而当时的统治者却正好相反,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追求实用,而想通过华丽的外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认为只有这些才能代表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这样的结果是劳民伤财,人民不是饿死、冻死,就是过着独身的生活,大量的财富被消耗在无用的东西上。因此,在本篇中,墨子主张一切事物对人民实用的就实行,不实用的就抛弃。 墨子节用篇的主要精神在于先要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先求人民的生活不饥不寒,然后再说发展国家。他对“暴夺人民衣食之才”的罪恶现象不是默不作声。而是提出了强烈的反抗,但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他又不得不向贵族阶级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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