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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攸之的风度

墨子说:“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也就是说谋利之心很重,忘记名声又很快,却可以成为天下的贤士,则是从来没有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宋弘的魅力何在吧。


殷孝祖凭仗自己对刘家王朝的忠心,瞧不起别人。建康的将士中有家属在叛军中的,他都准备严惩。因此整支军队的士气大受打击,人心涣散,没有人愿意为之效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宁相将军沈攸之,他对内极力安抚下属,与兵士打成一片,对外则与其他将领关系良好,处处以和为贵。他的做法获得了全体将士的尊敬和信赖。

殷孝祖每次作战时都要带上战鼓和统帅用的华盖,军队中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议论纷纷:“他这样做简直是自寻死路。如果跟叛军打起仗来,他还用这些仪仗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岂不是把主帅的位置暴露给敌人了吗?叛军只要找来十多个神射手对准他发箭,他还活得下来吗?!”果不其然,三月初三,叛军水陆并进,攻打赫圻,陶亮带兵前来增援。在一片混战中,仍不忘自己排场的殷孝阻身中流矢而死。他手下的将领范潜率领了五百名兵士投降陶亮,这对朝廷的军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失去统帅的军队顿时乱了阵脚,人人惶恐不安,大家只好推荐沈攸之代替殷孝祖指挥全军。

当时,沈攸之被不利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一方面,陶亮等叛军得到官方主帅已死的消息,必然会趁机发动攻势。如果不能果断出兵,先发制人,在气势上就比敌手弱了一截,对往后的战斗形势非常不利。所以无论如何要在当天晚上选出新的统帅,稳定军心,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另一方面,与自己同在军营中的江方兴是个心高气盛的人,加上他与自己的官位相当,一定不会甘心屈居于自己之下接受指挥。如果沈攸之此刻应大家的要求接替主帅之位,必定会让江方兴十分不满,甚至引起内乱,这反而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思前想后,沈攸之考虑了每种方案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最后决定率领各将领到江方兴的驻地,他拜见江方兴时说:“现在全国各地叛军四起,朝廷所能控制的地方只有百里之内。大家把期望都放在殷孝祖身上,不料才刚交战他就不幸战死沙场。文武百官都十分失望,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但现在也只能靠我们自己,成功与否就看明日一战了。如果失败,我们就大势已去、胜算不大了。说到明天的战斗,有几位将领提议由我统率全军,但我自知缺乏果断的判断力和指挥大军的胆识,才干与谋略也远远不如您。所以想推举您为总帅,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杀敌,听从您的指挥。”江方兴听了这一席话,不觉飘飘然,心中大喜,立刻同意了。

从江方兴驻地出来之后,将领们都埋怨沈攸之的自作主张。沈攸之说:“我的目的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保全我那一家老小,用得着计较官职的高低吗?这点我做得到,但江方兴不会心甘情愿居于我之下。如今形势这般危急,怎么能先起内讧呢?”

这就是沈攸之可以深得人心,成为众军士心目中的头领的原因。

墨子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当时的社会,儒家文化盛行。据《淮南子·要略》所记,墨子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当时,为了纠正孔门儒学“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声”,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另辟新说。这篇《修身》正是他在转变时期所做的,他所接受的学派是儒学,因此这篇还带有很多的儒学色彩。 本篇主要讨论品行修养与君子人格问题,强调品行为治国的根本,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篇中提出:“君子之道”应包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以及明察是非、讲究信用、注重实际等内容。 本篇从修身养性出发,强调一个人的修养关系到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亡。修养不是针对某个人而言,而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但在当今的社会中,有时会出现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而是互相猜疑。这时修身养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事。墨子在《修身》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首要的是先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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