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谶纬在东汉时的势力

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又用了《西狩获麟谶》来折服公孙述,统一天下,所以他对于谶纬有极强的信仰。不,说他信仰,不如说他依赖了吧!他在谶文里读到一句“孙咸征狄”,恰好他手下有个孙咸,就命他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不过大司马的职位太高,权势太重,不是资格和才力足以相称的人就办不下去的,他终于撤职了。《赤伏符》里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他想战国末年的卫国是被徙到野王的,玄武是水神之名而司空是水土之官,恰好那时的野王令是王梁,他便任他为大司空了。这一种任官的方法,和王莽有什么两样?

他很用心读谶纬。有一次,因为日食,他避开了正殿,坐在廊下读;读得太多了,又感受了风寒,竟至发病晕了过去。那时谶纬共有八十一篇:其中《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这说是黄帝至周文王的本文),又别有《河图》和《洛书》三十篇(这说是孔子增演出来的),又《七经纬》三十六篇。那时称《七经纬》为“内学”,称原有的经书为“外学”。虽说是纬,它的地位反而占了经的上风了。

桓谭是西汉末的旧臣,王莽时也曾做过掌乐大夫,这些谶纬造作的历史满落在他的眼里。光武帝时,又任议郎。他看见皇帝常常在谶纬里寻找证据,决定大事,觉得不是好办法,上疏道:“一般人的性情,都是忽略了真事实而重视怪异的传闻。但古先圣王只有仁义的正道,孔子也是不讲天命的。现在许多巧慧小才的人,纷纷增加图书,妄称谶记,来欺惑世人,必须斥绝才是。这种事也许有时对,但正像用单数双数到神前占卜,总有碰巧适合的机会;然而哪里可以相信呢!”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只是没有责罚他。后来他下诏会议建筑灵台的地方,问桓谭:“我想用了谶书去决定它,你看怎样?”桓谭一声不响,隔了好久,才道:“我向来不读谶。”问他为什么不读,他又把谶不合经的地方说了一大篇。光武帝大怒道:“桓谭非圣无法,拉下去斩了罢!”谭固然不肯放弃他的主义,但也不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只向皇帝叩头,叩得出血了,皇帝才赦了他。不久,把他放了外任,就死在路上,那时他年已七十多了。他著有《新论》二十九篇,虽已亡佚,但就残存的一点看来,其中也攻击王莽信鬼神 的迷惑,又说《河图》、《洛书》出于后人的加增依托,决不是孔子作的,足以证明他在当时确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过他终究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他不懂得光武帝为什么要提倡谶纬的心理。

还有一位尹敏,读得好些经书,又通《洪范》消灾之术。光武帝命他校定图谶,删去崔发(王莽时的图谶专家,封说符侯的)替王莽加进去的许多说话。不料他也瞧不起谶书,说道:“这种东西决不是圣人所作,而且其中很多俗字俗说,会得疑误后人的!”光武帝不听,还是叫他做这工作。他耍些手段,就缺文上写了一句“君无口,为汉辅”(请读者莫忘记了第十五章里李通的图谶上写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希望皇帝重用他。光武帝见了,识得他的笔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目睹前人增损图书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自量,希冀万一的侥幸!”帝虽不以为然,也不治他的罪。同时受诏校定图谶的,还有一位薛汉,他本以说灾异谶纬为专业,教授的弟子常有数百人。我们现在看见的谶纬,其中所以没有王莽受命的宣传文字,就因为早给他们删去了。

光武帝即位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报答天祐。他下诏,为自己无德不许。至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正月,他行过泰山,夜读《河图会昌符》,读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想起封禅之事也可行得,便命人把河、洛谶文凡有说到封禅的都搜集起来,得到三十六条。他便依照汉武帝元封时的故事举行。在未祭时,先派人上山刻石,文中举了《河图会昌符》的“赤帝九世,巡省得中。……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赤汉复兴,九世会昌。……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又举《河图合古篇》的“帝刘之秀,九名之世”,《河图提刘子》的“九世之帝,方明圣持”,《洛书甄曜度》的“赤三德,昌九世”,《孝经钩命决》的“帝三建,考九会”等等,证明他这次行事的有据。为什么老是说“九”呢?只为从汉高帝到光武帝是足足的九代。《河图》、《洛书》如果真是孔子作的,则他在端门受命时已不但知道了开国的刘季,而且知道了这中兴的刘秀了!他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如南郊礼;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如北郊礼。这不消说,他沿袭了王莽的制度。秦皇、汉武的封禅本没有天地阴阳的区别,但从此以后,封泰山是祭天,禅泰山下的小山是祭地,等于国都中的南北郊,大家用了王莽的方式作定制了。四月,他大赦天下,把建武三十二年改为中元元年。就在这年的十一月里,他宣布图谶于天下。图谶本已迎合人们迷信的心理,现在 又定为功令的必读书,当然钻入各个角落更深更普遍了。东汉的国祚约二百年,禁不起这长期的宣传,所以谶纬八十一篇便成了王莽符命四十二篇的“跨宠”之子!

明帝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能继续父业,所以《河图括地象》里就有了“十代,礼乐文雅并出”的预言。他在永平三年(公元60年)下诏道:“《尚书璇玑钤》里说:‘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着把郊庙之乐改名为《大予乐》,乐官也称为大予乐官,以应合图谶。”

左传》这部书,十之八九是真材料,其十之一二是刘歆改作的或是增加的。刘歆帮王莽篡位,把新式的五德终始说插在书里,证明汉是尧后属火德(当时也必有证明王莽为舜后属土德的,现在不见,想来是新室灭亡后给人删掉了),作禅让的张本。后来光武中兴,他自承为火德,虽和王莽、刘歆不同志,但用的依然是他们定的历史系统。为要在经书里证明汉的国运,《左传》当然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光武帝所以有心把它立博士,就因为这个缘故。刘歆有两个门弟子:一个是郑兴,刘歆因他天资很好,叫他作《左传》的《条例》、《章句》、《训诂》;一个是贾徽,他自己作了《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他们都算得刘歆的高足弟子。郑兴在光武帝时任太中大夫,也很喜欢讲《洪范》灾异;但不知为什么,他不愿随俗弄些谶纬之学。有一次,光武帝问他郊祀的事情,向他说:“我想把谶书来决断这事,你看怎样?”郑兴老实得很,答道:“我是不读谶的!”帝大怒道:“你不读谶,是不是表示反对?”他惶恐了,兢兢地答道:“我于书有所未学,哪里敢反对!”帝方才赦了他。终究因他不懂谶,不给他做大官。贾徽自身虽没有得意,但他的儿子贾逵是非常聪颖的,他学通“五经”,尤明《左传》和《国语》,作两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献了上去。他不像郑兴的不达时务,便在奏疏中说:“‘五经’里都找不到可以证明图谶所言刘为尧后的材料,只有《左传》是有明文的。又“五经”里总说颛顼是承继黄帝的;如果这样,尧就不得为火德,连带汉也不得为火德了。现在《左传》里黄帝和颛顼之间有少皞一代,就是图谶里所说的帝宣。这样一排,尧就确然为火德了。”明帝很以他的话为然,把他所作的《解诂》藏在秘府。到章帝时,他又把这番话重说了一通。章帝也是喜欢《左传》的,几次选了许多高才生从他读《左传》,这部书的地位就确立了。我们今日能够知道些春秋时的事情,当然是《左传》的功劳;可是饮水思源,还是由于谶纬的介绍啊!

我们试翻开《后汉书》的列传来,或是看些东汉人的墓碑,大抵是有“博贯五经,兼明图谶”这一类话的。不想众醉 之中也有独醒之士,东汉中叶,有个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对于谶纬表示鲜明的反对。他上疏顺帝道:“谶书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少人知道。当汉取秦时,尽力打仗,竟得成功,这真可说是一件大事,但在那时是没有人引谶的。就是最喜欢讲术数像眭弘这辈人,也没有提起过谶书。刘向父子杖书秘府,还没有把谶书编入他们的目录。直到成帝、哀帝之后,刚刚听得有这种东西,它们的著作时代也就可知了!我们试用谶来比经,甚至用谶来比谶,其中矛盾冲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况且其中说到战国时的墨翟、汉的益州,图里画到成帝,哪里会是孔子做的!这一定是虚伪之徒想升官发财,才造出这种谣言。从前贾逵摘取了谶书中自相矛盾的三十余条去问善于讲谶的人,他们也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王莽篡位是汉代的大祸,要是这八十一篇早已有了,为什么不预先警戒呢?现在河、洛和《六艺》诸谶纬都已校定,成为经典,然而有人拿来推说水灾,有人弃家入山林求道,都得不到一点效果,这还有什么可信的!画工何以怕画狗马而乐于画鬼魅,就为实物难写而虚伪是可以随心的。我请求,把图谶一起禁绝了!”顺帝虽因图谶是国典,不便背弃祖宗的成法,没有听他的话,但也觉得这种议论很不错,常常引他到帷幄中询问一切。不过一个人总是容易受时代的蒙蔽的,王莽留下的谶纬,张衡虽能打破,王莽留下的历史系统,张衡依然上了他的当了。司马迁作《五帝本纪》,黄帝之后就是颛顼,这原是战国以来通用的方式。张衡却因其中缺掉少皞,奏请改定。这请求也没有照准,想来为了“五帝”这个名词所限,不便改成六帝的缘故。

图谶这类东西,会随时增加改变,为皇帝欲发达的人造作自拉自唱的证据,使得统治阶级极感不便,所以张衡的禁绝的主张在当时虽未成事实,而在南北朝时就实行过好几次。到隋炀帝即位,索性作彻底的摧残,他派使者四面去搜求谶纬,以及其他和谶纬有关系的书籍,一齐烧了;私人有敢隐匿的,查出处死刑:这才禁成功了。现在除了《易纬》八种还完全之外,其余的种种只留一鳞半爪在别的书里;经明、清人的苦心辑录,才看得一个粗略的轮廓。

原名《汉代学术史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着作。顾颉刚着。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1954年以现名再版,197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发行。本书1978年版由重版序言、序和22章组成,全书9.3万字。主要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来源、内容、发展演变及其对秦汉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序为1954年写成,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过程及主要内容。1—7章,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8—18章,说明博士和儒生如何由分而合,又怎样接受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以及如何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19—22章,说明汉代经学转入谶纬的过程,阐述了谶讳的内容及其对东汉政治发生的作用。本书史料丰富,可读性强。因成书较早,作者当时还不能用社会经济基础来分析两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但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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