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族革命之壮澜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之背景
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约二百年，到了太平天国才发为汹涌的波涛，演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对于反清运动作初步之结束，对于国民革命作先机之启示，在时代上是革命对象交替的关头，在社会上是新旧思想转变的枢纽。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的影响相当长远，我们应该避除一切成见，极客观的写出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这壮澜产生在道、咸年间？其中有几种原因：一是帝国主义者闯进了中国，滔滔白祸，使人民感觉着将来的压迫，“患无已时”，遂发出一种自觉的反抗运动。三元里平英团及佛山团防之事，都在这时的广州出现。广东和外人接触最早，感受亦最深切，所以他们首先有这种民族自觉。而粤省大吏，不善领导，反加以压迫，他们把官吏看作洋奴，揭帖哄闹，竟至无可如何，英国人也存了戒心。于是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粤氛纪事》语）。人民在鸦片战争时，已看透了一群“喧呶纷扰，掠取财物，望见夷船，卷包而遁”的士兵。对于清廷统治力就怀着轻视的心理，他们觉得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改建政府，这种革命心理的造成，自然使两广一带变为革命的策源地了。二是中国旧社会的循环套，总是一 治一乱。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富”、“庶”之道，没有十分讲求，不知发挥经世的学术，来维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乱之后，人口减少，有荒可垦，田产敷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也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减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兴修，生产力减弱，消耗力增强，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有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阶级和政府当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纵有少数人“负经世之志”，亦无“经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所以我国有“三十年一小乱，一百年一大乱”的俗语。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于是小乱变为大乱。等到相争相斫以后，人口自然减少，就“乱极思治”了。清代在康、雍、乾三朝是盛治时代，嘉庆以后，几乎无日无内乱，五省的白莲教之乱、西北的回乱、西南的苗瑶之乱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扰攘多年，而人口增加，还是很急剧。道光二十一年，已达四万余万，较之乾隆初增加三倍，嘉庆初增加半倍。垦田不但未增加，反倒减少，循环套到了最低点，天然淘汰的时候就降临了。三是人口和土地的分配问题。前章说过以中国的疆土，养四万万的人口，本来不成问题，但是在分配方面，一般老百姓那样的穷苦不堪，土豪富商贪吏，又那样的奢靡无度，相形之下，未免太不平均了。虽然那些人不能“长保富贵”，可是豪强兼并的情势，总不能免除。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说：
臣谓（米价腾贵）由于田归富户者：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一二十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既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收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来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夫一物也，一人市之，价必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则一时顿长矣。十人出 售，价不能求多也；一人独售，则任其高勒矣。如此米谷安得不贵乎？
当时有主张限田者，如漕运总督顾琮即属一例。他请限制每户不得过三十顷。可见拥有三十顷以上的地主必很多，这种情形，在乾隆时已经如此，何况嘉庆以后？道光时章谦在《备荒通论》里，估计一个佃农的生活：“耕田二十亩，以中年约之，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所存仅二十石。一亩之田，耒耜有费，播种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加以春耕时的高利贷，秋收后而贱价粜，所余无几，往往不够一年的衣食。而豪富之家，“席丰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园林亭沼、倡优巧匠之乐”。要和大多数食贫之家“乐岁不免饥寒，凶岁填沟壑”的非人生活来作社会对照，不革命还有什么办法？四是官吏的榨朘，并不因人民生活的穷苦而稍缓，反因社会的困难，而贪黩更甚。清代以利禄诱惑士大夫阶级，原欲制造“汉奸”，压制反侧，结果是“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趋”（《柏龄山房文集书后》）；“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无敢议其非”（郭嵩焘语）。况且政府以卖官鬻爵来培植贪污，以薄俸陋规来驱使贪污，社会上又以“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奖励贪污，于是中国整个成了自私自利的贪污世界。王命岳在《惩贪议》中说：
臣闻治理必先惩贪，惩贪必先旌廉。议者谓小吏之不廉，大吏导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谁导之？臣于是不能为在内部臣讳也。盖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无廉吏；其一能卖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贞良无所劝，污黩无所惩也。夫天下无廉吏，而又善者无所劝，恶者无所惩也，几何不纵千百虎狼于天下，而吮尽天下之苍生哉？
士大夫阶级是统治者，他们当官作吏，生活总要比一般人高贵 些（除士人中的教书先生是清贫的）。林则徐是清廉的官吏，他一生做过几十年的督抚，死后只有几万两的遗产。他说：“食贫之人，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可是他的家信说他儿子在北京做官，一月有八十两银子，还极“清苦”。这固然由于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会，寄食的人太多，但官宦人家的排场，也可以略窥一二。因此“操临民之业者皆大赢”（《我佛山人传》中语）。不管就地位上和生活上打算，自然是一种极好的职业。所以人都拼命向官场里钻营。官吏一天一天的加多，民生就日益痛苦，这岂但是“千百虎狼”，简直是遍地虎狼，天下苍生，受其吮吸，憔悴呻吟，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只有相率揭竿了。五是对外国际贸易，本来是“出超”，因鸦片输入一变而为“入超”。从道光七年至十三年，大约有三千七百万两以上的纹银出口。道光十八年，一年就输出一千多万两（检视当时的贸易统计表可知）。由于金融的外溢，发生银贵钱贱的现象。嘉庆以前，每两易钱约一千文，道光初就换到一千一二百文，十八年换到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换到二千至二千二三百文。民间用钱作交易的媒介，而纳粮只要银子。以钱折银，“朝廷日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一般佣工的收入是钱，折银就只合一半了。“流亡之众，逋赋之多，实由于此”。中国老百姓内受官吏富豪的压迫剥削，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再加以水旱天灾，流离颠沛，与其朝不保夕作逃亡的生活，何如铤而走险作掠夺生活呢？
综上五因：（一）民族自觉，（二）治乱循环，（三）豪强兼并，（四）官吏榨朘，（五）金融外溢，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时的政治腐败如此，法制已有名无实，道德也部分的失其维系力。再加以西洋势力的压迫，我们无法抵抗，真成了内外交侵的情势。民族革命运动遇到这样的时代和环境，自然要突飞猛进了。
第二节 太平天国之前驱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启人物。官私记载都 说他是朱九涛或洪德元的弟子，接续他们的势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迹无可考，但总是天地会的首领。道光末年在广东起义，很像后来的洪大全。天地会党人假托朱姓洪姓是二百年来的老套，就是洪大全也是一个托名，他原来姓焦。我们根据中外史料和当时的事实，不妨如此假定。因为湖南两广的地方官，拿获会党，都供有朱九涛，为广东老万山会首，张添佐改名赤松子，亦称徐先生，广东虽有老万山而远在洋外，乃会党“开山堂”的名称，并非实指其地。先生是会党对军师的称呼，乃第二首领。法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Callerg et Ivan: L'nsu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à la Puise de Nankin, 1853）描述天德皇帝的事迹颇详，有张添佐为军师，彼自称崇祯帝的十一世孙。天德即洪大全，他既自称明后，必有一个朱姓的名字，大约即朱九涛。不然，以一个举世轰传的会首，为什么官方查不出人来？赛尚阿擒获洪大全的奏折说：“上年湖南抚臣所禀永安城中有朱九涛、李丹其人，该犯口操楚音，恐其改名隐匿。又传闻洪秀全入永安后，曾邀来天德王入住城中。又闻贼中有一湖南和尚，与洪秀全伎俩相等。”这推论大致不错。洪大全在衡州时确曾当过和尚。“大凡会匪姓名，随时更易，预图趋避。即使姓名得实，又有隐语暗号，且多冒称朱姓，为前明后裔，并间有假称洪武字样者，更可藉此为煽惑之由。”（咸丰元年徐广缙、叶名琛奏语）至于洪德元、洪大全声音本极相近，或也是一个托名被人传写错误的。我们所以要首先说明这一点，就是为的要知道洪秀全早年出身于天地会。虽然以后他自己不承认，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太平天国的制度，都由天地会而来。他是一个继承者。
然而直接承袭天地会的势力，首举革命义旗，为当时党人所拥戴，结果被洪秀全陷害的，就是天德皇帝洪大全。据法人所记：他曾在广州北门贴过赏单，购粤督徐广缙的首级，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可见天德的称号，在道光二十九年已经建立，尚早于洪秀全金田起义一年。不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只凭散漫的会党，虽然声势不小，而实力确属有限。魏源在《圣武记》里说：
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而彬桂两粤奸民已所在蠢动。党与漫三省，逋逃薮聚，论者谓边防隐患，在苗瑶之右。
魏氏所谓“在苗瑶之右”的“边防隐患”，果然在道光末年爆发了。因为天地会的潜势力散布在南方楚、粤一带，所以湖南两广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新宁李沅发，首举义旗，攻城戕官，但不一年即被擒。陈正成在厦门设三合支部，被拷掠而死，其党黄威到咸丰三年才起事，犹称奉“大明天德皇帝”的诏旨来征厦。两广一带，风起云涌更不必说：如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田芳）、罗大纲（均在大黄江口，《贼情汇纂》言罗为揭阳海盗）、颜品瑶、颜品喜、苏碍三（高廉一带）、李士青（钦州）、张家福、钟亚春（庆远）、陈亚葵、陈东 、山猪箭（柳州）、刘官方、梁亚九（武宣）、区振绀（象州）、谢江殿（浔州）、张嘉祥（高要人，在贵县为盗魁，拥众万人，以劫富为号召，有“扶弱锄强张嘉祥”之谣。按察使劳崇光招抚之，改名国梁，后随向荣追击太平军，为江南大营总统）以及湖南窜来的雷再浩等，不下数十股，大都和天地会有关系。他们藉着官虐民怨的情况来号召远近，作“反清复明”的事业。只因会党的组织是平等的，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称王建号，所以散漫而无力，洪大全知道这样不能成事，乃自称为“天德皇帝”，假托明裔，想成立“统一阵线”。可惜广东有叶名琛那怪物在做巡抚总督，他对付外国人不行，对付革命党却有办法。他下令对会党“格杀无论”，当时死者有十几万人。他还自夸说：“若将屠毁村镇包括在内，当四倍于此。”（见叶名琛《浮海记》〔Yeh's Portrait〕）经过这一次大屠杀，会党在广东渐渐不能立足，多半都投到洪秀全的太平军中，而天德皇帝本人，也就成为秀全的上宾了。我们看洪大全自己的供词：
我是湖南衡山县人，年三十岁，屡次应试，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愤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 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秀，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到处造反，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太平王。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在里头住。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近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窜。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肯听我令，致被打败，将我拿住了。至于本姓，实不姓洪，因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见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赛尚阿奏折附单）
这供词曾见之于邸抄，被译载于《叛党起源志》中。虽然还有 “不实不尽之处”，但所述太平军初起的事迹，都很正确，必非满清将领所能伪造！可是当时人都以为“贼众窜出，无可如何，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已过”（陈坛疏语）。因此清廷不相信赛尚阿的话，“迭与薄惩”，转说洪大全“原非首要之匪”。然而当时把他押解赴京（解官为郎中联芳员外郎丁守存），沿途督抚都有奏折，刑部更有“广西逆首洪大全押解到部”的专折。为什么那样郑重其事？清廷自相矛盾，随便的把大全杀了，足见他们对于太平天国的认识太有限，却不料引起后来对于洪大全这个人有无的怀疑，真正奇怪极了。洪秀全最初和大全“结拜天地会”，后来“恐怕人心不固”，才编出天父天兄，“将会名改为上帝会”。他所以能尊洪大全为天德王，和他“同称万岁”，必然洪大全有他自己的身份和实力。他号称为“天德皇帝”，得天地会党人的拥戴，洪秀全在天地会最初还不如他的地位高，所以当时天地会的文告中，都说：“封洪秀全为太平王。”（见太平天国诏谕）洪秀全虽未必受他人之封，然而在天地会的传说和系统中，皇帝是姓朱的，被洪大全先假托去了。洪秀全早年假借天地会，起事利用天地会，后来又反对天地会，在他发布的书籍中，都可证明。其原因据说是他主张反清而不复明，内心却恐怕自己当不成皇帝，所以“必当另建新朝”。洪大全在广东失败以后，寄人篱下，虽被洪秀全优礼，亦颇有纡尊降贵之感。他不愿称万岁，“自居先生之位”，“叫洪秀全为大哥”，不过为养晦待时之计。漫说洪秀全不疑心他，就是杨秀清、萧朝贵一般从龙功臣，又何能甘居其下，而奉此别派之首领乎？天地会和上帝会的思想分离，不仅是“神道设教”的偶像不同，实亦由此“两头政治”之势力冲突，所以天地会党人“不久辄散去”（见《中国秘密社会史》）。只有林凤祥、罗大纲始终未去，而“萧朝贵不听我令”，洪大全终于被擒了。《贼情汇纂》说：“杨秀清忌其才，又恶其说，遂囚之。”《平定粤匪纪略》说：“或曰秀清囚之而逸出被获也。”我们看赛尚阿的奏折，也说“其被获时头戴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他为什么“自行锁纽”？供词中未曾明言，但在他的题词里，可以看出一点消息：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虎口”、“贼徒”都不是指太平军么？秀全“多有请教”，所以一般人说太平军的制度是大全手订的，他是“谋主”（清廷也说洪大全即逆首洪秀全之谋主），似非无根之谭。词中谓“运筹工”盖即大全自诩之词。“漫将金锁绾飞鸿”则显有被囚之事，不能为俘获解说。除非我们能证明这首词是假造的。但咸、同间人，未必有如此之好事者。大概洪秀全、冯云山是天地会的旧党，对他还有相当的礼貌，杨秀清、萧朝贵是上帝会的信徒，对他就不大客气了。杨、萧有意陷害他，是可信的，目的在假手敌人以清党。从此天地会和上帝会完全分离，彼此都讳言两方合作的源流，大有“各行其是”、“丑不外扬”之意。但是天地会为太平军作了除难的工作，而洪秀全反数典忘祖，肆意诋排，失去一般老革命党的同情和协助，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大原因。
附带还有一个遗像的问题，不得不略为说明：近人书中所载之洪秀全像，完全是不对的。此像初见于法人的《叛党志》，署名“天德”，谓系天德皇帝到处发布，以题示明朝衣冠者。年貌都和洪大全相合。假如是洪秀全，就必戴风帽，有胡须，是一个四十岁以上“面阔高颧”的人；而决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那无疑是洪大全的像了。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兴亡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 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历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他先世是潮、嘉一带的“客家”。客家原是中原汉族避异族之乱南迁的。他们保持着强固的民族思想，因 聚居山地，有坚毅勇敢、勤苦耐劳的性格，常和“本地人”发生冲突，甚至械斗。他父亲名镜扬，是乡村里的“堡尊”，因累世业农，家境颇苦。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聪慧异常，成绩优异，塾师父老都很称赞他、期许他。十八岁始辍学，作村塾教师。他四次到广州去应试，四次都失败了，始终未得“青一衿”（秀才），心中十分怨恨。但道光十六年第二次应试时，在街头上遇着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宣讲，赠以宣传小册名《劝世良言》。次年，他第三次失败，精神受了很大的打击，沮丧回家，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一老人“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诛妖，复差天王降凡救人”。又朱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他觉得这是“受天之命”，要做人王，因改名秀全（他原名仁坤，小字火秀）。并作诗一首说：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在这诗里可以看出他的气概不凡。其态度亦有显著的变化：他从前活泼诙谐，病后则端庄严肃，俨然判若两人，因为他既有帝王思想，自然摹拟帝王的风度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种妄念。其实他受了士大夫传统的遗毒，仍想青云得路，荣耀乡里，在几年的教读生活以后，他最后又到广州应试（道光二十三年），结果依然失败。于是才由爱慕而生怨恨，蓄志作排满革命的事业。这正是鸦片战后，广州人排外抗官气焰高涨的时候。他曾和弟洪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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