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民起义

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剥削愈多，百姓愈苦

开元之初，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中间虽尝罢遣廿余万（《通鉴》二一二开元十年），然不久而屡兴战役（东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乱后，更军费大增。职是之故，不得不讲求理财，理财又可分言论与方法两项记之。据余所见，通李唐一朝，其言论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刘彤

北周之际，凡盐池、盐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赋其税，隋开皇三年始罢之。（《隋书·食货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虽有官课，但中央似不大过问。开元九年①左拾遗刘彤上论盐铁表云：“……然而古费多而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捐有余而益不足。……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会要》）其计划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获国家许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丰富之利润，此种获利甚厚之事业，应归国家专营及贸易。（2）贫穷之民，宜免除徭赋，使得专心务农。（3）如果贫民可以蠲免税赋，则被压迫之民众，自然望风景附。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迥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师度、强循②等计会办理，卒以沮议者多，并未由中央收管。（同上《会要》）

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

（二）陆贽

有中央统治之剥削，有贪官污吏之剥削，更有豪门、地主之剥削，剥削愈多，人民愈苦，则反抗生焉。试观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见下文），又李绅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知中唐以后，上层阶级如何压迫剥削，下级农民如何困穷无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兹节录贽疏（《宣公集》二二）于下方，所言虽仍不免受时代之限制，然在彼时能作此等话，称曰“民主经济论”，不为过也。

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材力，励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车服、田宅，莫敢僭逾，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力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婪，曷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今兹之弊，则又甚焉。……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虚设哉。斯道浸忘，为日已久，故欲修整顿，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安、史发难，昔日之财源既大大缩减，同时又军费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设法以求应付。当日筹款方法，约可别为六类如下：

1．盐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刘彤之策，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如旧业户并游民愿业者，使为亭户，免其杂徭，隶于盐铁使，私煮者罪有差。（《旧书》一二三）琦既贬死（上元元），刘晏代之（宝应二），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总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余万，（《元龟》四九三）是为最高之数。（又《旧书》一四称，元和五年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惟《通典》一○言“每岁所入九百余万贯文”，按《会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九百余万或非实估之数，故而不同。）

刘晏之理财，计有三长：（1）募疾足传递四方物价，其上下能于四五日内知之，故食货之重轻，尽在掌握，使囤积者无所施其术。（2）所任使多后进有干能者，故富朝气而不敢为非。（3）视事敏速，乘机无滞。

当日产盐之区，约可分为三类：一曰散盐，即海盐，自幽州以南至岭南沿海之地。二曰池盐，河中府解县池与陕州安邑县池总谓之两池，元和时岁收一百六十万贯。（《元和志》一二）灵州回乐县有温泉盐池，怀远县有盐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废；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三百二十里。”③）威州温池县有温池。盐州五原县有乌池、白池。夏州有二盐池，色青者曰青盐，一名戎盐，入药用。（《元和志》四）丰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盐，成州长道县有盐井。剑南之陵、绵、资、泸、荣、梓、遂、阆、普、果十州④共有盐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籴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洋、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不足供给当地，若兼数州，自然阙绝，今请将河中盐放入六州界籴货；（《会要》八八）此为后世划分引岸之始基⑤。

2．茶

茶饮至中唐而盛（玄宗时毋景著《伐饮茶序》，代宗时陆羽著《茶经》）。贞元八年水灾，诏令减税，诸道盐铁使张滂筹抵补之法，因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十分税一，是为茶属专税之始。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会要》八四。惟《陆宣公集》二二言岁约得五十万贯）大和九年，从王涯议，设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罢之。（《元和志》二八言，饶州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代宗以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是为我国茶叶外销漠北之始。（《新书》一九六《陆羽传》）又建中二年常鲁使吐蕃，赞普以寿州、舒州、顾渚（今长兴）、蕲门（应即今之祁门）、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阳）各茶出示，（《国史补》下）又知此时茶饮已输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书·食货志》）唐至广德二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酿，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惟京畿免榷。贞元二年，并推行于京兆，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税收约百五十六万余缗，酿费居三分之一⑥。

4．青苗钱及地头钱

广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钱。又有地头钱⑦，每亩二十文，共约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旧书》一一永泰二年数）

5．借商钱

北齐武平时，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隋书·食货志》）此借商钱亦见于六朝者。肃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通典》一一）建中三年，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于是试行于京师，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计借商及括僦柜（即今之质库、当铺）⑧质钱共得二百万缗。（《通鉴》二二七）论者多责其苛扰，试问此种做法，比诸同年税钱每千增二百，盐每斗价增百钱，其苛扰之广狭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论者乃见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唐末见闻录》）又广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高骈奏盗贼蜂起，皆出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通鉴》二五三）

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⑨。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⑩，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注释：

①《通典》一〇：“开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遗刘彤论上盐铁表曰……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旧书》一八五下《姜师度传》：“（开元）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再迁同州刺史……寻迁将作大匠……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又《会要》八八：“开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旧书》四八《食货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书所记年月，各有不同。首就《会要》论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后，如果叙十二月于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应云“先是十一月”，不应云“其年十一月”。再就《旧·传》言之，考《旧书》八，开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罢中都，依旧为蒲州。”《通典》一七九：“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诏停。”又《通鉴》二一二，置中都月日与《旧书》八同，惟罢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参之，诏置中都应在九年正月（其余《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旧书》三九及《新书》三九作“八年”，《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与《通典》一〇、《会要》八八之“元年”，均错误无疑），罢中都应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称“至六月诏停”；《旧书》八误推迟一月，故书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韩覃《谏作中都疏》有云：“《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诫，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似彼称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计后未必立即动工，以事理推之，盖诏置在正月，动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细考；况从严义而言，五月非孟夏也。

语归正传，师度之拜河中尹，殆与诏置中都同时，《会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应“九年二月”之衍误。惟刘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会要》），却无法断定。至《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则下文之“明年”字不复适合，因《会要》同卷又称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师度不须巡检盐地，彤之表必非上于十年冬间也。

②唐人写“循”“脩”两字，颇难辨别，故他书或称为“强脩”，参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四一八—四一九页。

③据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报》，宁夏省政府东自黄河岸石咀山起，筑公路长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区巴音乌拉山下之吉兰泰盐湖，湖周约一百六十里，有深达五尺的盐层，殆即唐代怀远县盐池。关于吉兰泰盐池，可参《蒙古游牧记》一一。

④鞠著《唐代财政史》引《元龟》四九三有梁州，无果州（五八页）；按梁州即兴元府，不属剑南，“梁”是“果”之讹。又本文盐井之数，系据《通典》一〇；《新书》五四则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嶲各一，果、阆、开、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绵、合、昌、渝、泸、资、陵、荣、简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与《通典》相差颇巨。

⑤关于盐之专卖，可参鞠氏书五六—六四页。

⑥榷酒法之变更，可参鞠氏书七〇—七四页。

⑦《通鉴》二二三胡注据宋白引大历五年诏：“自今已后，宜一切以青苗钱为名。”鞠氏书沿之；（一九页）可是大历八年正月制仍称青苗、地头，（《制诏集》一四）长庆三年元稹奏（《长庆集》三八）及会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见地头钱之名。

⑧加藤繁《唐宋柜坊考》谓僦柜即《乾子》之柜坊，赁其柜以藏金银财物而付保管费，与质库异，辨《通鉴》胡注之误。又认《霍小玉传》之寄附铺即柜坊。（《师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县旧俗质库建筑颇固，除质当外，亦代人保管财物而收费，想中古时亦两者兼营，无专立一业之必要，此可比观近世银行而知之。佐野以为农民卖农产的所得税，（同前引书二三〇页）非也。

⑨鞠著以为除陌钱一项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页）是也，可参看。

⑩同集三，《进士策问第一道》又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及兹三十年……而其税以一为四。”首须说明者此文内之两个“千百”，均应乙正为“百千”，与疏内之“十千”文例相同，犹云“百贯”（粤俗旧亦呼“百贯”为“百千”）。再以粟斗价百、帛匹价二千与应纳实物相勘合，价目之数字，并无错误。但与疏文之绢匹四千、米斗二百之价相比，则价值较廉一半；可是此两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两税时之物价，不应悬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误，兹以疏上在后，故从疏说。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唐鉴》二二云：“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彼所谓“盗贼”，概言之，则反对统治阶级严重剥削之农民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①，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②，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农民生产之大宗为粮食，藉以供赋役需索者亦惟粮食，唐代米价升降之差额至巨，兹将贞观中迄元和末见于著录者依年次记之③。

续表

除开乾元元年特受钱币影响及广德、温州两例外，因丰歉而米价升降，其差额竟达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钱与一千五百钱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丰年为盛事，然谷贱伤农，所入或不足以供赋役之需索⑦；反之，农民经过多方剥削，余粮有限，米价踊贵，更只有坐而待毙，正有类于啼笑皆非也。张籍《野老歌》：“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常肉食。”正劳苦农民与富商大贾之强烈对比。李绅《咏田家》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云溪友议》一）⑧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韦庄《秦妇吟》云：“岁种良田一百，年输户税三千（？十）万。”⑨不顾农民辛苦而剥削如此严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溃。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十年，陕州民诉旱，观察崔荛答以树犹有叶，诉旱犹不可，他复何言。

当安史乱时，江淮间即有白著之激变；缘元载为租庸使，以江淮虽经兵荒，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以督收，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则什取八九，谓之白著。不服则威以严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泽以抗。高云《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鉴》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领袁晁（《新书》六作袁鼂）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又取信、温、明三州，聚众近二十万；广德元年四月，始为李光弼部将所平。（同上《通鉴》）

其次则有蓬、果二州界之鸡山民军（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邓裴（六年），都尝与官军相抗衡，（《通鉴》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甫⑩为首领之浙东起义。

甫初时只有众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败浙东军，取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观察郑祇德益兵来，又大败之，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11、义成、淮南等诸道兵。甫之帅刘暀主张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筑垒以拒，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掠扬州货财，还守石头，别遣万人循海袭闽，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别部有降者，余部力战，亦连败，甫走入剡，式军围之，甫部勇悍甚，其女军亦乘城掷砾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战，欲突围不克，遂与暀等同被擒，时咸通元年六月也。别帅刘从简乘官军少弛，率壮士五百冲出，入大兰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灭。《玉泉子见闻录》曰：“初甫之入剡也，虽已累败，向使城守，期岁未可平也。”当日甫不听暀言，固为失策，然使能依王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如清代之蔡牵，犹足以自存。乃忽略后门，部队驻宁海东者不虞式之水军遽至，各走山谷，弃其船只，愈加深失败之机。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犹有扭转残局之一线希望，顾竟轻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计略之疏也。

声势更大者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诏陷安南12，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内分八百戍桂州，约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崔彦曾13又拟再留一年，戍卒闻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许佶等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夺库兵，统五百人14北还，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5张敬思赦其罪，于是荆南16节度崔铉严兵守要害，勋乃泛舟沿江东下。佶等相与谋曰：朝廷之赦，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有众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取之，然后选募为兵，得数千人，彦曾遣三千人来攻，全数覆没。勋进攻徐州，对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于扬、楚、庐、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马，挽运粮糗，招致亡命，有众廿万，其人皆舒锄为兵，号曰霍锥，连克濠、滁、和数城。唐命康承训为都招讨使，沙陀朱邪赤心（后赐姓名李国昌）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随，时勋部久围泗州，招讨使戴可师来救，勋部以计诱之，官军几全没，承训退屯宋州17。

勋既累胜，自谓无敌，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者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于是参与桂州起义一辈，行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勋复表求节镇，士气先馁。十年，承训既增援，连败勋军，凡得农民皆释之，于是驱掠而来者每遇官军，多自溃散。加以内部疑猜（如勋杀孟敬文，梁丕杀姚周），精锐残丧（姚周败于柳子镇，王弘立死于泗州，刘行及败于濠州18），反侧睽离（下邳土豪郑镒19，以下邳降，蕲县20土豪李衮以其县降，朱玫以沛县降，又保据山林之陈全裕亦降于承训），及内围据点尽失，勋始欲西攻宋、亳，因实力不足而回兵，死于蕲县（九月）。同时，张玄稔举宿州降，并攻下徐州。唯吴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粮尽，突围而死。

注释：

①《佛祖统纪》三九引宋理宗时良渚云：“诸以《二宗经》……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史者谓……《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向达云：“《开元括地变文》则当是唐代俗讲话本之支与流裔。”（《燕京学报》一六期《俗讲考》）但对于“开元括地”之意义，未有发明。尝考开元十二年听宇文融之计，遣判官多人分往各道，检责賸田，于是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会要》八五）当封建时代遇此非常机会，吏豪必因缘为奸，横加欺剥，民怨之腾沸，在意想中，《开元括地变文》谅系对此作不平之鸣，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故易代而犹遭禁绝也。括地之义，与括田无殊，惜未得其片词以与拙见相佐证。

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歉，京兆尹李实奏不旱，由是租税不免，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舍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以为诽谤，德宗遽令杖杀。（《旧书》一三五）

②语见《郎潜记闻》五。

③同一年内有两个以上不同之价格，则取其较高者。

④原“斗”字刘复氏俱误作“升”，此可以其估价相乘知之。

⑤参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节。又《旧书》四九云：“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不知专属何年，故不列入。

⑥可参看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史语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庞勋在徐州起事时，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通鉴》二五一）中和二年黄巢占京师时，米斗三十千，（《旧书》二〇〇下）光启二年三月荆襄仍岁蝗，米斗三十千，（《会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闻》）三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旧书》三五）同年十月杨行密围扬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则有特殊状况，其价格不可以常理论。

⑦清吴廷琛《丰年谣》：“米足无如不值钱，半年艰苦更谁言，却忆凶年乏食犹得蒙哀怜。”（《粟香五笔》五）正谷贱伤农之绝好注脚。

⑧何光远《鉴诫录》八同，惟《摭言》误为聂夷中诗，夷中咸通十二年进士。

⑨字书无“”字。三千万即三万贯，数目过巨，“千”当“十”讹，三十万即三百贯，已万万非农民所能负荷矣。

⑩《通鉴考异》二二引《平剡录》作裘甫，《东观奏记》下作仇甫。

11《通鉴》二五○下文有“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胡注云：“唐无建忠军，按此时发忠武军从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按王丹岑《农民革命史话》称：“……与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又“是忠武、建忠、义成、淮南、宣歙、浙西六镇的大兵”（一九二—一九三页），只看节本之《纪事本末》，连《通鉴注》都不暇看，凭空造出一个“建忠镇”，可谓疏忽之至。

12《通鉴》二五一叙戍卒事，原作“初南诏陷安南”，胡注云，“见上卷四年”；《革命史话》竟作“起于公元八六○年（李咸通元年）南诏的入寇邕州”（一九五页），以四年为元年，一误也，以安南为邕州，二误也。而且《史话》下文亦称“他们在桂州戍守了六年”（一九六页），试问由元年至九年何止六年？

13《革命史话》误为“徐彦曾”。（一九六—一九七页）

14《史话》云：“于是就激起八百戍卒的愤怒。”又“八百壮士完成了数千里的长征。”（一九六—一九七页）按八百只初戍时数目，经过六年，由于死亡、逃走等原因，当然数目减少，故《通鉴》于北还时并未明著八百。《旧书》一九上称，“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许佶、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事当近信，兹从之。

15《史话》于“监军”下注云：“指高品、张敬思，”（一九六页）似以“高品”为人姓名，殊易误会。胡注云：“《新书·百官志》，内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如《通鉴》下文“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又《旧·纪》一九上，“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领宣赐。”皆是宦官衔称。

16《通鉴》作“山南东道”，《方镇表》五以为荆南之误，是也；徐军北还，荆州应首当其冲。

17《通鉴》二五一叙承训退屯于先，可师覆军在后，殊背于事理；《史话》于可师败后，始言承训退屯，（二〇〇页）正与拙见相同。

18《史话》称唐军“攻克昭义、钟离、定远各县，进兵围攻濠州，切断了濠州与徐州的联络。起义军的南北两个重心——徐州与濠州变成了彼此隔绝的孤城”。（二〇五—二〇六页）按昭义是招义之误，《通鉴》云：“贼入（濠州）固守，（马）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淮，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则徐、濠交通并未切断，王氏直未读清《通鉴纪事本末》也。

19《史话》二〇六页误郑鉴；乾符四年诏，“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即其人也。

20同上误作蕲。

大革命爆发——王仙芝起义

庞勋虽败，各地农民起义，并不就此歇息，其面积且日广，声势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①，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枢，五年（八七八），农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门蛮向瓌陷澧州，桂阳人陈彦谦陷郴州②，中和元年（八八一），人钟季文陷明州，临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温州，遂昌人卢约陷处州，史不绝书，而成绩最大者端推黄巢（大食文作Banoa）③与王仙芝之一派。

黄巢自曹州起事，率领义军，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转战十几省（就现在言），取洛阳，下长安，所至如入无人之境，经过十年，才失败自杀，乃中古民军之最为翘出者，旧、新《书》都为之特立专传。所惜宣宗后官中无实录，五代、北宋三次修史（连《通鉴》计），虽极力搜罗故事，仍感觉非常残缺，不徒各书间互有异同，即在同书之内，亦常常发见矛盾，其详将分见下文。试就最简单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传》）黄邺又作黄思邺，（《新·传》及《通鉴》）王璠又作王播，（《通鉴》）如果尽信，便不难误一为二。再论到年、月、日问题，更不易作左右袒，《新·传》之写作，根本缺乏时间观念，开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后，中间夹叙几十件事，便云“时六年三月也”，换言之，作传之宋祁，并未经过时序考证，只硬把所有事实，随便纳入此上下两限之内，假使读史者不了解其内容，以为叙述次序，取代表事情发生之次序，因而据以批判，便违背当年之现实。更如涉及黄巢本人，忽而说其攻掠蕲、黄，忽而说其进破滑、濮，巢用兵虽然飘忽，要须问其有无分身术之可能。简言之，黄巢事迹，异常踳驳陵乱，向未经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删讹去复，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视革命之史实。唯是人言庞杂，一国三公，取舍之间，苟不揭出主张，仍贻读者以其谁适从之感，职是之故，本节附注乃多于正文数倍，亦欲法司马《考异》之美意也。今将王、黄二人事迹，分作四项述之，除数处外，极力避免夹叙夹议之写法，务求事实裸现，细大不捐，庶读者各可运用眼光，得出理论。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二一〇—二四三页）往往改窜或杜撰史实，供其构成理论之根据，则固期期以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关东自虢至海受旱灾，同年八月，关东河南大水。（《通鉴》二五二）又有谣言云：“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旧·传》）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④，仙芝在濮州濮阳县⑤起义，传檄诸道，言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续宝运录》及旧、新《传》）

黄巢，冤句人，少以贩私盐为事，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是年夏⑥，闻仙芝起，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以应，民之困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新·传》《通鉴》）

取濮、曹二州，进攻郓州⑦，略沂州，平卢节度宋威击走之⑧。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从沂州转向河南⑨，逼颍、陈、宋，破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郑州之阳武。九月，下汝州，执刺史王镣⑩。十月，南攻唐11、邓，十一月，破復、郢12二州，十二月，攻随、安、黄及申、光、舒13各州14，义军所至，大致即现时河南之南部、湖北之东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蕲州，王镣为仙芝致书蕲州刺史裴偓（《新·传》“渥”），偓开城迎降，并上表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报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请给我兵，吾不留此。因击仙芝伤其首，众亦喧噪不已。仙芝惮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并分所属为两部，以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新·传》及《通鉴》）15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长领兵入陈、蔡（《新·传》及《通鉴》据王坤《惊听录》）。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纪》及《通鉴》据《惊听录》）16。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鉴》）十月，又东下蕲、黄17。

十一月，遣尚君长等请降于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复光送君长等赴长安求官爵18，途中为宋威截获，伪称在颍州（今阜阳）西南生擒，斩之19。

仙芝闻之，怒，率众渡汉水，攻江陵20，荆南节度杨知温不设备，众自贾堑（在今钟祥县）潜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21，山南东道节度李福悉众来援22，挟沙陀五百骑与俱，次荆门（今同名），沙陀骑破仙芝军。仙芝闻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参《旧·纪》及《通鉴》）23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别部于申州（今信阳）之东24。

二月，仙芝败于黄梅县（今同名），死焉25。

三月，仙芝余部王重隐克洪、饶二州，重隐旋死，其将徐唐莒代领，不久亦失败26。同时，别将曹师雄掠宣、润，四月，攻湖州，为镇海节度裴璩所破27。余部攻取信、吉、虔等州。

综观本项列举之事实，已可断言仙芝与巢分道而后，两人再未曾会在一起，其理由将于下项申言之。论到仙芝失败，无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唐朝初时只授以闲散差使——左神策军押衙，便欲牺牲群众，献身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之群众愤怒，才将卑鄙心情暂时按捺下去。然而认识真理不够，终久必然落伍，彼一经离开黄巢，即屡次派遣使人，请求任命（《通鉴》载郑畋奏，“王仙芝七状请降”），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已属于必然性。

第二，自与黄巢分道，时逾一年，考其活动范围，西不过江陵，东不过黄梅，跼促于现在鄂省东南部一段小小地带，多半时间未闻有何进取，大约无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气便馁，其注定失败，不待蓍龟。

注释：

1《史话》误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〇一页）。

2《通鉴》二五三误柳州。

3此名由法人Klaproth证定。

4《旧·传》作乾符中，其下接叙乾符三年，《新·传》作“乾符二年”，《旧·纪》作二年五月，《新·纪》作二年六月。《通鉴考异》二三云：“《实录》，二年五月，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檄末称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于（元年）岁末。”首应辨明者，《考异》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无以“元年”为“一年”之习惯，则今本《考异》二三之“一年”，显为传抄之误。何况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鉴》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时，实际仍称“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于十个月以前预知改元。故今以传檄之日为起义之日。攻取濮州则依旧、新《纪》，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话》以起义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页）最近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简称韩考）据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书，有“勿令无路营生，聚为草贼”之语，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贼”为通名，非专名。

5《旧·纪》一九下：“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其众三千，剽掠闾井，进陷濮州。”（《新·传》《通鉴》略同）唯《旧·传》称“起于濮阳”；今考《隋书》及《旧书·地志》，濮之长垣，已于开皇十六年改名匡城，开皇新设之长垣，又于大业初并入韦城，唐代并无长垣县名称，故从《旧·传》。

6《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新、旧《纪》书黄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太远，恐皆有误。考《旧书·黄巢传》。尚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据查牙山，黄巢、黄揆兄弟依让（《新·纪》，四年十一月，尚君长降，宋威杀之，《旧·纪》在五年二月），是黄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后。《新·传》，巢与群从募众数千人以应仙芝，帝使平卢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晸数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新·纪》宋威为招讨在三年二月，《旧·纪》在四年三月，《通鉴》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为招讨之前。此一代大事所关，而草率如此，后之人何所取信哉。”按《通鉴》记巢起于二年六月，其“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一句，容易令人看作仙芝未起事之先，二人已经合伙（此句固不定如此解释），今放在夏月，总不至言之过早。至《旧·传》称巢兄弟与尚让共保嵖岈山，系指仙芝死后之事，并非巢到此时才与仙芝部相合，《旧·传》固叙述欠明，赵氏亦失之太泥。

韩考“大起义为何发生于山东”一节，似乎受了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中古时所谓“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而言，相当于唐之“河北”，并不是现在“山东省”之等词。许、滑、青、汴、兖、郓、徐、泗都属于河南道之范围，关东则包括更广。而且由前文所举，唐末起义散布各地，时代较前及声势较大之裘甫，乃在浙东。窃谓黄巢出身盐贩，早养成一种与政府对抗之坚忍勇气，其能支持较久，领导的成分要不可忽视也。

7《旧·纪》只称濮州，《旧·传》“陷曹、濮及郓州”，新《纪》《传》及《通鉴》均只称濮、曹二州。今本《旧·纪》五月又言，“郑州节度使李種出兵击之，为贼所败”，《太平御览》引作“乾符二年，王仙芝陷濮州，俘丁壮万人，郓州节度使李穜出兵击之，为所败”。按郓州节度别名天平，驻郓州，濮州在其辖下，今本《旧书》“郑”是“郓”讹，“種”应作“穜”（古童、重通写，故可作锺，董可作蕫），已无可疑（参看拙著《唐方镇年表正补》之天平、义成两条）。唯《通鉴》与《旧·纪》异，其二年六月下称，“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沈炳震主张从《通鉴》，此事尚难论定。郓在曹之东北，可信义军曾进兵其地，惟并未攻占。

8见《新·传》及《通鉴》，《通鉴》叙在十二月下。

9《通鉴考异》二四：“乾符三年七月，宋威击王仙芝，破之。《实录》，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晸（亦作晟，见《廿二史考异》五五）进军击王仙芝，仙芝败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败走，中间半年，岂能静处？盖实因威除招讨使连言之，其实仙芝败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把此事排在三年七月，全出臆测，毫无根据。《旧·纪》，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当有一部分系七月以前之事（参下注⑩），司马晓得仙芝不会安静半年，同时，对于仙芝活动所需之时间，却加以忽略。仙芝从沂州转向西南，据《通鉴》本身说，八月已到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前后仅一月，谓已攻略过七八州，比较其前后活动时间，亦不可信。况且《通鉴》二年十一月下，“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数句，实即前引《旧·纪》三年七月及后引《旧·纪》四年三月两段之变相文字，今《通鉴》先于二年十一月揭出，显与《旧·纪》违背，试问有何信证？尤其错误者，《通鉴》于二年十二月书“王仙芝寇沂州”，三年七月书“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是仙芝攻围沂州先后八阅月，此乃任何起义初期实力未充所应避免之错误，仙芝断不至顿兵坚城。如曰一击即去，中间六个月究作何事？“半年岂能静处”之反质，正是请君入瓮。何况《通鉴》下文即接着称，“三年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假使非沂州已击退仙芝，援兵何至抽回？试为反思，便甚明白。由此推之，《通鉴》三年七月接叙一段：“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还青州，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正与三年正月天平回军事件相接榫，必原来《补实录》二年底之一节。司马光唯知其一，不知其二，又率以己意武断，割裂分隶，难乎其为信史矣。

《史话》一方面不认识《通鉴》之错误，另一方面又搞自己的一套，叙事几全与旧史（连《通鉴》在内）相背违；（二一二—二一三页）其书首言：“宋威为行营招讨使，指挥平卢、忠武、宣武、义成、天平、淮南六镇的大军……同时出兵四面包围。”把唐军之布置，渲染得井井有条；按二年十一月（此只据《通鉴》，参下注⑩），虽诏淮南等五镇亟加讨捕，然并无部署包围之痕迹。《史话》又言：“唐军从八七五年七月出兵，围剿了一整年，各路大军疲于奔命，始终没接触到农民军的主力，直到公元八七六年六月，宋威才会集了各镇主力，在沂州城下与王仙芝打了一仗。东路的王仙芝虽说受到挫折；但西路的黄巢军却更加发展，连破了阳翟、郏城、阳武、汝州。”宋威与仙芝战，即依《通鉴》说，亦在七月，不在六月。早于二年五六月，仙芝已败天平李穜，何尝未有接触？兖州（即沂海）节度齐克让之出击（见《旧·传》），《史话》亦漏记。至阳翟等四地之攻取，史皆题仙芝名，王氏以属黄巢，既未说明理由，不知从何处体会出来。

10《新·传》之“转寇河南十五州”，纯系抄袭前引之《旧·纪》。考《旧·纪》，四年三月下又称，“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仍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上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今平卢节度使深愤萑蒲，请行诛讨……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按《通鉴》二年十二月之记事，除寇沂州一节外，纯是《旧·纪》此段之缩编，而比《旧·纪》前差十五个月，故必先将唐朝谕河南方镇之内容，分析清楚，方能决定威为诸道招讨之年月。谕言，“半年烧劫，仅十五州”，如认为二年下半年，则各史料（连《通鉴》）都无此痕迹，此《通鉴》编入二年十二月之必不确切者也。到四年三月，距仙芝起事已逾一年半，且其攻略地点，去平卢甚远，此《旧·纪》编入四年三月之同不可通者也。唯《新·纪》编入三年三月，可信《旧·纪》系后差一年，由此上推至二年秋间，大致为“半年”，相合者一。寿、庐、曹、宋即此一时期内之活动，相合者二。仙芝离沂州未久，加以威自请奋勇，故授为诸道招讨，相合者三。更须声明者，前注⑨所引《旧·纪》，实即谕文之复出，所差只放在三年七月，并改“逾七千众”为“其众数万”而已。

《新》一八三《郑綮传》：“丐补庐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州独完。”或是义军过而不留耶。

依上文观之，十五州并非全属河南道区域。《旧·纪》称，七月“逼颍、许，攻汝州，下之，虏刺史王镣”，《新·纪》陷汝州在九月，单见于《旧·传》者有陈州，见《新·传》《通鉴》者有郑州；按《通鉴》，四年郑畋奏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崔安潜之境，安潜是时节度陈许，故《旧·纪》亦只称“历陈、许、襄、邓”。较可疑者，《通鉴》于九月克汝州后，继称“陷阳武，攻郑州”，又称十月“南攻唐、邓”，路途似乎迂逆，或者是先攻郑而后西南入汝，否则攻郑者为别一支队。若《旧·传》以陷汝州排在五年八月之后，其误更无可疑。

11《旧·传》讹“襄”。

12郢州今湖北钟祥；《史话》以为“湖北江陵”，（二一四页）大误。

13《史话》以为安徽怀宁（同上），据《韵编今释》，应是潜山。

14《旧·纪》七月后，“遂南攻唐、邓、安、黄等州”，《旧·传》有“历陈、许、襄、邓”之语（“襄”应“唐”字之讹）《新·纪》，十一月陷郢、复，十二月陷申、光、庐、寿、通、舒六州，《通鉴》同，胡注云，“通当作蕲”，但《通鉴》下文别著蕲州。复按《新·传》称，“转入申、光，残隋州，执刺史，据安州自如，分奇兵围舒，击庐、寿、光等州”（首句已著光州，末句“光”字当是复出），《新·纪》独无隋州，行写“隋”“通”形似，“通”必“隋”之讹，非“蕲”之讹也。其次，谕河南诸镇已称“南至寿、庐”，如注⑩所证不误，则是三年上半年以前事，《新·纪》《新·传》或强行插入，故阙疑不录。隋、安、黄三州系依交通顺序为先后，申、光偏于东北，或别队所经。舒州最东，《新·传》所云分奇兵出围，颇近事理，故附于末。

将安、随二州事排在本年，尤须予以相当说明：（1）《旧·纪》置攻安州于三年七月后，《新·传》置在围舒前（均引见前文），《旧·纪》又于四年三月下称，“时贼渠王仙芝、尚君长在安州”，此皆安州陷于三年之证。《通鉴》独置陷安州于四年八月，未提本据，故知《通鉴》不可信赖。（2）《新·传》之“残随州，执刺史”，系在据安州之前；唯《旧·纪》称四年“八（今本讹“七”，兹校正）月，贼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新·纪》亦称四年“八月，黄巢陷隋州，执刺史崔休徵”，然《新·纪》实本自《旧·纪》，只嫌“贼”字无着落，故以意易为“黄巢”，此由四年八月巢不在南方，可反映知之。《通鉴》特著八月“乙卯”，仙芝陷随，检《朔闰表》三，是年八月己巳朔，月内无乙卯，由于《旧·纪》有将三年事错编入四年（如前引谕河南方镇一事），又由于《通鉴》之纪日不合，所以认《新·传》为比较可信。再从地理形势察之，仙芝既破復、郢，为避免鄂州实力，故迂回东北，经随、安以入黄、蕲，如其不然，仙芝军岂能飞越；根此数种原因，认本年曾破随、安，似属无可非难之事。

《史话》云：“唐朝的大军，于九月集中河南，农民军……在邓州击溃了李福的大军，十月破唐州。”（同上）循览《旧》《新》两书及《通鉴》，都无击溃李福之记载，杜撰史实，殊失史家忠实态度。王氏屡用“大军”字样，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过步骑二千（见下文），未得为“大”，余可类推，不复多辨。

《史话》又云：“十二月，转攻申州、光州、寿州、庐州，并南攻舒州，沿江西进，包围了州。”（同上，应作蕲）王氏编王、黄史话，除《通鉴纪事本末》外，直无暇旁参他书，故对于当日实情，十分隔膜。仙芝主力当十二月时，系由随州（今随县）东南，向安（今安陆）、黄（今黄冈）进攻，故同月即到达蕲州（今蕲春），舒州只是分兵（说见前），就地势言，本是沿江东下，唯王氏不知参据《旧·纪》《新·传》，遂误为破郢、復后东出至舒州，再回军西指而入蕲，非特往返徒劳，有违战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记录也。

关于此段时期，唐廷如何对付民军，《史话》有云：“增派……曾元裕为副招讨使，统帅昭义、义成两镇大军驻洛阳；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守许昌，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分扼邓州、汝南……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驻潼关……兵力重点是集结在亳州、汴州、许昌、洛阳东西之线，来包围汝州、郑州间的农民军”（同上）；如此叙述，令人觉得唐朝部署非常严密。但试检王氏所专据之《通鉴》观之，则并不如此；《通鉴》云：“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史话》将曹翔所统部队易为元裕，且数不满万，未是大军，误一。陈许（即忠武）节度本治许州，非特命防守，误二。邠宁、凤翔只是合选步骑一千五百，派守潼关，非侃、二人往驻，误三。汴州为宣武所治，于史未见兵力集结之明文，如谓节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则《史话》所举，又有罣漏，误四。统观上之任命，出击者只得安潜一支，其余不过分守据点，守点是消极性防御，包围是积极性合攻，王氏将“守点”看作“包围”，此尤瞢然于战略之运用者也。《旧·纪》曾言，“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新·传》略同，王氏不能认识官吏之无能，徒挟私见以驱遣史事，画犬作虎，固知其不类。

15《通鉴》同月又载郑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因请以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代威，张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云云；据《通鉴考异》二四，此奏本自《补实录》，但未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三年十二月大书安潜为都统，自勉为副使，其实四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因断定《新·纪》错误。余按此奏必原见《郑畋集》（司马光作《考异》，亦尝直引《郑集》），相信集内不署上奏年月，故《补实录》以己意编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马氏无从断其是非也。依我个人分析，此奏非上于三年十二月，可得两个反证：其一，《通鉴》三年十二月又载：“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招讨副使都监者即招讨副使所部之监军，常与招讨副使同在一起，换言之，则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邓州（今邓县），并未进至蕲、黄。其二，如果认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驻兵蕲、黄，则双方总不免发生接触，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蕲黄”（语见《新·传》）？复次，四年七月威被黄巢围于宋州，得张自勉来援，巢始解围，亳在宋州南，威进驻亳州，似在解围之后，畋称自勉为骁雄良将，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据是以观察，元裕进驻蕲、黄，总在四年七月前后，故四年十月《通鉴》有元裕破黄巢于蕲、黄之记载，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黄巢。司马氏既能断《新·纪》之误，顾仍列畋奏于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颇采其言”之结语，盖未能将此问题彻底解决也。

16《新·传》开首即列柳彦璋为仙芝部将之一，故以彦璋陷江州事附见传内；唯《旧·纪》四年八（今本讹七）月称“江州贼首柳彦璋”，《新·纪》四月称“江西贼”，《通鉴》三月称“贼帅”，六月只称“柳彦璋”，均未认为仙芝部下，故从阙疑之例。韩考将彦璋与乾符二年事牵合为一起（一二二页），亦不可从。

17此事亦只见《通鉴》，云：“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按此时巢断不在长江。唐末纪事，即同属一书，往往极参错，如《惊听录》忽而谓巢趣闽广，仙芝指郓州，忽而谓仙芝陷鄂，巢陷郓，已经《通鉴考异》指出，如斯之例，当不在少数。

18《史话》云：“王仙芝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与杨复光商谈投降条件。”（二一六页）非也。复光是元裕之监军（说见前注15），当时已进至今湖北境内，不在洛阳，唯复光转送君长等至长安，故路出颍州西南。《旧·传》云：“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旧·纪》云：“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温玉、温球当为同一人，未详孰是）是也，此事，《旧·传》记在三年十月后，应是四年之讹，《新·纪》《通鉴》均作四年十一月。若《旧·纪》记在五年二月，则因仙芝失败而连类及之。

19《旧·传》“并擒送阙，敕于狗脊岭斩之”，《通鉴》亦作“生擒以献”，似斩于长安。但《旧·纪》称“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新·纪》称“宋威杀之”，《新·传》称“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又似斩于军前。狗脊岭，据《通鉴》二四七胡注引宋白《续通典》在京城东市，则《旧·传》为合。

20《旧·传》陷江陵在四年（今本讹三年）七月，今从《旧·纪》《通鉴》放在岁末，盖因五年元旦陷江陵外郛而连言之。《旧·传》又言：“贼怒，悉精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余众以统之。”然威似未进至鄂南，亦不见于其他纪传，故从阙疑。《史话》云：“当公元八七七年六月王仙芝围攻襄阳时……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同上），按仙芝自起事以至失败，未尝围攻襄州（即襄阳），此是大大错误。如说是“江陵”之误笔，则各史都未说是“六月”，是两重错误也。仙芝早已丧失革命立场，按兵不动，故派君长等赴长安谋妥协，及闻君长被杀，才率众攻荆州，如依《史话》的叙法，则其早失立场之事实，被遮掩过去，不特与旧史不符，亦非所以昭炯戒。推原《史话》所以致误，实由于《通鉴》四年八月有如下一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逃归。”姑无论陷随州是否四年之事，（见前注14）然援襄州云者，豫备之行动，非谓仙芝已围襄阳。且如《史话》言仙芝“由襄阳撤围，南入荆州”（同上），则须知襄阳、江陵同在汉水之西，仙芝何需乎渡汉？既缺乏地理知识，复出以逆亿，其能了解事实之真象者仅矣。

21《旧·纪》叙在四年十二月，今依《新·纪》及《通鉴》。

22观此，尤徵《史话》“自襄阳撤围，南入荆州”之无稽。

23可参看177页注18。

24《新·纪》，“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战于申州，败之”，又《通鉴》，“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按两书皆称丁酉朔，仙芝陷江陵外郛，则其逗留江陵，必有数日，申州隔江陵，直距亦五六百里，既非被敌尾追，无用急行，岂能于六日之前，回达申州之东。《新·传》曾言，“诸军屡奏破贼皆不实”，余以为此事亦属一例。仙芝是首领，故所遇者虽为别部，亦必指名仙芝以欺骗朝廷，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新·传》又以其事排在仙芝死后，谅无别据。《史话》云：“王仙芝在李福、高骈两路大军压迫之下，转入河南。”（二一七页）据《通鉴》，正月庚戌（十四日）方以西川高骈为荆南节度，是时仙芝已离开江陵，仙芝之走，只因李福来援，《史话》所叙，殊违当日之实况。

25旧、新《纪》及《通鉴》皆作二月。击败仙芝者，《旧·纪》《新·传》称宋威，《通鉴》据《补实录》作元裕，《旧·传》作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荆州，斩仙芝首”。荆今本讹亳，据《考异》所引改正），除《旧·传》绝对不可信外，其为威或元裕，表面虽异，事实则同。依前文，元裕军在申州，打仗者相信是元裕，然威本正招讨，《新·纪》《通鉴》正月下虽著威罢招讨，或尚未交卸，自然引为己功。其次，《考异》引《补实录》云：“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县，杀戮五万余人，追至曹州南华县，斩仙芝。”南华今东明，谓尾追千五百里以上，始行俘获，亦奏报不实之一例，《通鉴》称“追斩仙芝”，则仍有惑于《实录》也。

《新·传》于仙芝攻江陵之后，未死之前，夹叙“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一大段，试取《通鉴》比观，纯是仙芝身后之事，今且不论。吾人须记取此一时期，前后不足两月，仙芝焉能作出如许事业，此为时间性问题。从潭州进向浙西，要横过湘东及赣、皖，今《新·传》竟一步超跃，此为空间性问题。有此疑难，其能奉为信史耶。《通鉴》五年三月有“群盗陷朗州、岳州”一条，未指明仙芝党徒。潭州事，《通鉴》不载，但《新·纪》《通鉴》均称是年三月瑾为部下所逐，如《新·传》可信，亦只能安排在三月耳。

26关于重隐事，旧、新《纪》《传》，说各不同：（1）《旧·纪》先称本年“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既曰“余党”，显示仙芝已死。其下又称君长等被杀，“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系追叙仙芝未死时之事，换言之，即陷洪州时仙芝未死。（2）《旧·传》言“四（今本讹“三”，前文已校正）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唐莒（今本讹君莒，据《考异》引文校正）陷洪州”，以陷洪州为四年事。（3）《新·纪》，五年二月称，“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江西贼徐唐莒陷洪州”，又“四月，饶州将彭令璋（《通鉴》作幼璋）克饶州，自称刺史，徐唐莒伏诛”。按洪（今南昌）、饶（今鄱阳）邻比，依《通鉴》，唐莒是重隐部下，合而观之，当日盖连克二州，不过或称饶，或称洪，或称重隐，或称唐莒，致令读者迷惑耳，年、月与《旧·纪》同。（4）《新·传》叙事最为混乱，攻江陵后称“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显系抄自《旧·传》。尚君长等被杀后又称，“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郛”，显系抄自《旧·纪》。将一件事分作两件，正所谓多修一回史，越增加一重错误者也。唯《通鉴》所记，前后较联贯，故据为底本而参合《新·纪》书之；其可疑之点，则重隐占洪州之下，继言“贼转掠湖南”，不知是否朗、岳二州之复出，故弗予采入。总言之，关于重隐及曹师雄之行动，史虽不一其词，究丝毫无背叛仙芝痕迹，《史话》所谓仙芝破江陵时，“大将王重隐与曹师雄就脱离了王仙芝”，（二一七页）殊觉无征不信。

其次，韩考引《全唐文》八一九杨钜《唐御史里行虞鼎墓志》：“乾符二年（八七五）黄巢寇饶州……城遂陷。”为王仙芝在元年起事之证，并认定二年巢军已攻下饶州。（一一九及一二二页）按依前文所考，二年时义军只活动于曹、濮、郓、沂数州，实力未伸至长江北岸，更安能渡江而破饶州？志称鼎“咸通十年（八六九）进士，为校书郎，累迁至监察御史里行……寻陟饶州刺史”。唐末升转虽较速，但仅及七年，似未能迁至刺史，各史亦无二年破饶事，唯“五”字略漫便讹“二”，如作“五年”，斯与《新·纪》相合。所难决者《新·纪》明言颜标死事，则破城时饶州刺史不得为虞鼎，鼎至五代方死，或是后来的刺史，而志之记事有误欤？抑《新·纪》所书不确欤？

27《新·传》开首虽列师雄为仙芝部将之一，然传内再不见其名，此一节全本《通鉴》（参下166页注⑨）。

大革命爆发——黄巢独当一面之巨大发展

巢自蕲州与仙芝分道，北出齐、鲁。（《新·传》）四年三月，入郓州，杀天平节度薛崇①，又破沂州②。七月，围宋威于宋州，会张自勉引兵来援，乃解围去③。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④（今长垣西南），进破濮州。（《通鉴》）⑤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会仙芝死，其余党尚让等归之⑥，推巢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旧、新《传》）⑦

三月以后，巢开始其南北大转战，首攻滑州之卫南（今滑县东），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县西），汴州之雍丘（今杞县），又西南至郑州之新郑（今同名），许州之阳翟（今禹县），汝州之郯城（今辅城）、襄城（今同名）及叶县（今同名）⑧。乃率众十万，渡淮出淮南，其锋甚锐⑨。原夫王、黄分道，王向南，黄向北，北方节镇较密，活动之范围，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辕易辙，抛弃中原必争之胜，转入大江以南兵备稍虚之地以培养实力，此所谓战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县），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⑩，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进克越州，执浙东观察使崔璆，镇海将军张潾复取越州。（《新·纪》）11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七百里12，由陆路趋建州（今建瓯）13。十二月，克福州14。

六年（八七九）15，攻下广州16，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17，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续宝运录》）18露表告将入关，因数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朝臣与中人赂遗交构及铨贡失才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财产，凡县令犯赃者族。（《新·传》）从此西入桂管19，其众患疫，劝之北归，自桂州编大栰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20，历永、衡二州21。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22；时李系守潭，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仅以身免，流尸塞江。（《旧·纪》）闰十月，进克澧州。（《新·纪》）尚让乘胜逼江陵，节度使王铎闻系败，弃城走襄阳，其留守刘汉宏纵兵大掠，焚剽殆尽。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23；欲攻襄阳，前锋一万屯团林驿，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襄阳节度刘巨容屯荆门（在襄阳南二百七十余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战伪不胜，义军弗为备，廿二日（丁丑），失利于荆门，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弃江陵，率舟师东下，攻鄂州，陷其郛24。

广明元年（八八〇）巢离鄂后25，连下饶、信、池、歙、衢、婺、睦等州26。淮南节度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27，四月，璘复取饶州，五月，巢与战于信州，杀之28。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29。以上皆巢在长江以南活动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矶渡江30，下和、滁二州31，进围扬州之天长、六合，高骈不敢出战，又破天平节度曹全晸。九月32，乃悉众渡淮，自称率土大将军33；转牒诸军，首称，“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唐末见闻录》）后又申言，“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通鉴》据齐克让奏）34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旧·纪》）十月，别队破申州。（《新·纪》）35十一月，克汝州。（《新·纪》）36十七日（丁卯）37，进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只供顿而去，坊市晏然，（《旧·纪》）旋攻陕州。（《旧·传》）廿二日（壬申），克虢州，（《旧·纪》）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新·传》）廿六日（丙子），攻潼关，（《旧·纪》）38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通鉴》）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关，（《旧·纪》）39过华州，使乔钤留守40。四日，过昭应。（《旧·传》）41五日（甲申）晡时，前锋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于灞上42。巢乘金装肩舆，位次者乘铜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执兵卫者绣袍华帻，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入自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43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军众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悉陈文物，御丹凤楼宣赦。赦书有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怃然，朝臣三品以上，并停见任，四品已下，宜复旧位。”以妻曹氏为皇后，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左右军中尉，费传古枢密使，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马祥右散骑常侍，方特谏议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许建、朱实、刘塘为军库使，朱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44。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农民革命军之光辉历史，至是而达于顶峰，禁令虽或不尽行，然《秦妇吟》有云：“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人民对于义军之观念，固已此善于彼矣。

此种缺点犹其小焉者，巢入京后之第一个大失着，即纵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动派得藉以号召，致李朝死灰复然，结果无异于削弱自己之势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闻警，偕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自金光门出45，宦官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是日次成阳。戊子（九日），至骆谷婿水驿。丁酉（十八日），次兴元。《补实录》谓巢曾派数万众西追，《通鉴考异》因其不言追及与否，又不言为谁所拒而还，弃而不取，所见甚当；诚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阳，仅行四十里（参《元和志》一），盩厔在长安西南百三十里，骆谷关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军皆疲败不能战，假使入京后立遣万骑，以急行军之姿势趣之（由潼入京，巢军约日行百里），则唐主等尽可一网成擒，何至遗后来之祸根，大约巢既进京师，便急温其帝皇之迷梦，略同于秦之陈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复谋及追蹑也，革命胜败之枢机，端系于此。《史话》云：“在这种群情瓦解的情势下，如果农民军继续西攻，尽力穷追，唐朝在陕西境内的武装，当可全被击溃的。可是从公元八八○年十二月46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农民军却在长安按兵不动，忙着列爵分土，忙着称国号，改正朔，陈文物，易服色，登丹凤楼，下赦书，向领袖黄巢，上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以为一纸空文的赦书，就可以统一全国了。因此反动唐朝的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页）此一段批评，至为恰当。

注释：

1《旧·纪》，三月“黄巢聚万人攻郓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新·纪》月分同，唯云“薛崇死之”，独《通鉴》作二月，杀崇则与《新·纪》同，《廿二史考异》五五引《新五代史·朱宣传》，中和中郓州节度使薛宗卒，谓薛宗即薛崇，因断定张裼镇郓，必在崇前（参下注⑦。按《通鉴考异》引《旧五代史·朱瑄传》及《补实录》，均作薛崇）；按旧、新《纪》及《通鉴》均以崇镇天平止于四年，《通鉴》更于乾符二年著崇镇天平，（参147页注⑦）《新书·朱宣传》亦称郓州节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战死。有此多条反证，则崇镇天平，似不应晚在中和三年（《新五代史》称薛宗卒于“中和二年王敬武遣曹全晟入关与破黄巢还过郓州”之时，则最早不得过中和三年），只持《新五代史》一条，恐不足以打消其他之记载，钱氏亦认为“俟后贤论定”也。

2《新·纪》《通鉴》均作三月，《旧·纪》作五月。《旧·传》叙“陷沂州”于仙芝死后，非也。

《通鉴》据《补实录》于四月下称，“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按《通鉴》三年末载杨复光奏，已称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郓州，则让占此山（即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五十里）不始本年，况本年春夏间，巢方活动于鲁西，何为忽然退至汴南山里？《通鉴考异》虽表示怀疑，却不能扫除障翳，遂致略现矛盾。由是知《旧·纪》所云“七月，黄巢自沂海（帅？）其徒数万趋颍、蔡，入查牙山，遂与王仙芝合”，同属错误，七月巢方围宋（见下文），不会移旆查牙。总言之，让保查牙，应依《旧·传》在其兄君长被杀之后，而让以所部（即仙芝余部，不是仙芝本人）合于巢，又应晚在五年仙芝既死之时，即《旧·传》之“仙芝余党悉附”，如此排比，则皆合于事理矣。

3《新·传》，“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实以前条注所引《旧·纪》及《旧·纪》另一段（“十一月，贼王仙芝率众渡汉，攻江陵”）为底本，而中间插入围宋之事。然仙芝此时方屡使通唐，坐待官赏，绝不类有北上围宋之举。唯《通鉴》亦称七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按宋、郓相距不足五百里，巢从郓围宋，是极自然之事；不过仙芝尚生，巢名还未大显，因之地方报告往往冠以仙芝之名，其理由非常简单，不足为异。反之，《通鉴》是年十月称“黄巢寇掠蕲黄”之“黄巢”，又许是事后追记之误，巢此时不可能分身南下也。《史话》云：“黄巢集团北入山东，连破郓州、沂州……宋威从亳州驰援山东，先后为黄巢所击溃，宋威退守宋州。六月，黄巢进围宋州……张自勉驰救，黄巢由宋州撤兵，北渡黄河，攻占了濮州。”（二一六页）此一段叙事，在全章中尚较为干净；唯威驻亳州似在四年七月以后（见前153页注15），《史话》所揭威由亳援山东屡被巢击溃，则皆于史无征，仍脱不尽附会之故智，围宋作“六月”，亦是小误。

4《新·传》作考城，当因讳匡之故。

5《新·纪》以陷濮州附五年三月下。

6《旧·传》：“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内破沂一句，163页注②已指出其误，攻亳颇疑是巢之别队（见下注⑧）。《史话》云：“当公元八七八年二月王仙芝集团在黄梅失败于曾元裕时，黄巢集团正在亳州，包围了宋威，曾元裕的大军从黄梅乘胜北援亳州”。（二一八页）元裕援亳一节，纯是无中生有，黄梅与亳相隔千里之外，《史话》往往将濒于崩溃之唐室，渲染成调度有方，行军敏捷，而不知如此适足使人看不见中古革命之真象。

7《通鉴》于改元王霸下接称：“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此段叙事倒错，半沿《旧·传》之误（见前条）。《通鉴》已书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处不应复出，窃谓段首应补“先是”二字。就巢个性观之，似不会随便请降，我以为可有两种解释：（1）缓兵之计。《旧·传》曾称巢渡淮时伪降于高骈，可互证。（2）地方官吏伪造以塞责。关于巢遗裼书，《通鉴》系本自《补实录》；按《旧·纪》，乾符二年七月，裼镇郓，四年三月，巢逐郓使薛崇，似裼在崇前。但《旧·张裼传》，乾符三年冬出镇郓，四年卒于镇，出镇年月，纪、传不符，又与巢遗裼书不相容（遗书在破沂、濮之后，则应五年初之事），《新·纪》置裼卒于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鉴》更迟在六年三月）。综合观之，《廿二史考异》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证（见163页注①），仍觉未能确立。又《通鉴考异》引《补实录》，巢自称黄王，恐不确，见186页注43。

8从四年年底巢所活动之地区观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义时之老本营），《通鉴》三月下称“黄巢自滑州略宋、汴……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其“自滑州”三字亦表现滑为此次南下发轫之点，余疑攻亳是巢之别队者，职是故也。不过《通鉴》先言略宋、汴然后攻卫南，显系先后倒错，兹故依南北顺序记之。襄邑等七县均见《新·传》，唯误以“郏城”为“郏”。《史话》云：“黄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从亳州撤围，北攻宋州、汴州，连破阳翟、叶县，曾元裕的大军就急入洛阳”；（二一八页）按攻宋汴两句本自《通鉴》，但《通鉴》明言“自滑州”出发，今臆改为从亳州北攻，殊觉南辕而北辙。其次，《通鉴》于三月下先书“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继又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可见元裕还在鄂东，故令就近驰援宣、润，《史话》竟说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阳，写成生龙活虎一样，确为腐化之反动军队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错特错也。

9《旧·纪》，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其实此乃巢之本军，让特部帅之一耳，系诸二月，亦失之过早。抑淮南为南下必经之路，除《旧·纪》外，旧、新《传》均有叙及，《通鉴》乃只字不提，可算一个大漏洞。至渡淮时间，从前后事情推之，总在六月以前，《旧·纪》三月下称：“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末句，《旧·卢携传》同），《新·传》《通鉴》皆袭其文，唯《新·传》不著年月，但《旧·纪》即接称“自宣州渡江”；按饶、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于五岭，假使攻此数州者为巢之本部，则先经渡江，何来此时又在宣州径渡？司马光知其前后文义不能联接，于是将此一句改为“黄巢引兵渡江”，且移于“攻陷虔、吉、饶、信等州”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诚然得到解决，可是对于事情之实质，依然未有解决。因为，《通鉴》于八月称，“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比《旧·纪》著于三月者相差五个月，《旧·纪》究如何错误，未能明白指出，此为第一点。巢知仙芝（二月）失败后（《考异》引《惊听录》，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东没陈，又尚君长生送咸京”，事必不确），方自滑州南下，转战宋、汴、郑、许、汝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约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办；然巢须沿途掠取物资以谋供给，又常会遇着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审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军非特不能到达虔州，实亦不能到达长江边缘，此为第二点。然则《旧·纪》此一节究应如何解释耶？吾人试将前文所记仙芝余部之活动，比合现之，并核其时间、空间（同是三月，同是饶州，又饶、信毗连），便知攻江西断非巢本军所为，仙芝余部固许遥奉巢为主帅，然其混乱之最要原因，还是根于两种史料记载之不同。盖秉笔者如知重隐等原属仙芝，则特揭其名，不知则统算入黄巢账上，《旧·纪》杂采间事异辞之两种史料，弗能审择，只可于先后两月间用“再攻”字了之。明乎此，则知《新·传》所云，“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实即《通鉴》之仙芝别将曹师雄；《通鉴》六月下称“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又岁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皆为复叠之记载，应并作一条。《史话》云：“于三月渡江，转入江西，与王重隐一军在洪州会师”；（二一八页）盖未尝联系实际，稍作思考。或者援《旧五代史》，“武皇（李克用）杀段文楚……乾符五年，黄巢渡江……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新·沙陀传》略同，惟易克用为国昌），又据《唐末见闻录》，国昌除大同节度在五年四月（均见《考异》引文），以为黄巢三月渡江，固有别证；殊不知《旧五代史》此处之“黄巢”，与《旧·纪》“黄巢之众，再攻江西”，事同一例，所谓仙芝余部之活动算入黄巢账上者也。

《新·传》叙事，未经过时间性之检查，故往往后先倒错，如先云，“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骈以五年六月调浙西，则是五年事；后又云，“转寇浙东……于是高骈遣将张璘、梁缵攻贼，破之，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在入闽之前，亦应是五年事。唯其如此踳驳，故周连宽得出“骈第一次败巢是在江西，张璘等破巢于浙东已是第二次告捷”之结论。（《岭南学报》一一卷二期二○页《唐高骈镇淮事迹考》）为要分清泾渭及判明巢本人行踪起见，首须知饶（今鄱阳）、信（今上饶）在今江西省东北，吉（今庐陵）、虔（今赣县）在其南部，断是仙芝（或重隐）余部两支之分扰，绝非巢之本军；否则虔州已面临大庾之前门，何为不径出广南，反取由浙入闽之迂道？且如坚持《新·传》之叙述，系顺着时序，则巢军之进行，应为（1）渡江入江西，为骈所败，（2）转入浙东，为璘等所败，（3）复西回江西，破饶、信、吉、虔等州，（4）开山路七百里至建州；巢纵无谋，未必如此疲于奔命以削减自己之实力。且有一更要问题，即（3）（4）两段路程如何联接？吉、虔为入粤之路，非入闽之路，应无相关，信州虽可通建州，但依《旧·纪》及《通鉴》，巢系经浙东入闽（见下注11），由此言之，是巢于同一年内两出江西，两转浙东，然后变计入闽，合观前文大庾之反诘，揆诸事理，殊无信值。申言之，作《新·传》者对于时间、空间，俱缺乏认识，又无能除繁去复，故至芜杂不堪，读史者所应扫清荆棘，以惠后学也。

《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首句是追叙，二句是仙芝的活动，唯末句才是巢本人本年（五年）的事业，可见晚唐史料，非常陵乱，不容呆读。

10渡淮后所经地不详。《旧·纪》称“自宣州渡江”，语涉含胡，今略易其文；得此，益见《史话》会师洪州及六月放弃江西（二一九页）之无据。《新·传》又有“巢攻和州未克”一事，他书都不载，以地理求之，和州在淮水之南，江之西岸，宣州之西北，恰合于渡江的条件，其为五年事无疑。《通鉴》著攻宣于八月，足证三月渡江说之不信，《旧·纪》将实质不同之事，错误的连叙而下，非谓皆发生于三月也。巢在整个南北转战过程中，据我的看法，只三次渡江（沿江而下则不算作一次），奚风以为“四渡长江”，（《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页）不知其如何排算也。

11璆，《新·纪》误琢，据《新·传》及《新旧唐书互证》四改正。《通鉴》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广明元年称，璆罢职在长安，即暗示璆未被执。记载略与之相近者，有《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传云：“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郓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似璆未被执，然《畋传》叙致多误（参前注⑨及下注19），难为信证。抑《通鉴》于五年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新五代史》六七《钱镠世家》则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遂急引兵过”，又《旧·纪》于“自宣州渡江”下，继称“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通鉴》大致亦抄袭《旧·纪》，吾人试问既入浙东、西，所经何地？欲乘船则必抵达沿海，据此推求，本年之连攻杭、越，是极可能的事，故今从《新·纪》。《史话》谓“与曹师雄会师”，又是杜撰事实。

继检《吴越备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即钱镠）率本镇兵讨平之”（直管，下文光启三年又作“杭州山贼朱直”），可见师雄与巢，军事上并无联络。《备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遂委质于董氏。……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或可少却耳。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据，惟误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岭南），《新·纪》既正作五年，但又讹攻杭为陷杭。《临安志》，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里，钱镠改为衣锦山；《新五代史》作石鉴，殆五代时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赋》“自唐乾符之后……虽黄巢之众，不能逾临安而深入”，（《舆地纪胜》二）亦表示义师已到临安境上。复次，据《备史》，镠只破巢众二千余人之前锋，陆烜《黄巢事迹考跋》引《备史》，钱镠以少骑破巢众廿万，则并未细读其文。最近韩考既主张攻下广州在六年，（一二八页）同时又说攻杭以乾符六年为当，（一二六页）对时间性之安排，似未详加考虑。

12《新·传》《通鉴》均作七百里，《旧·纪》作五百，《通鉴》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书二九，建州“正北微东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间至今尚为闽、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开，特加工而已。

《通鉴》，五年八月后云：“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大半系承袭《旧·纪》，惟不得其确月，故连叙而下；桑原氩刂�《史料异同表》既陷于呆引，且更误作“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