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解释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蚂蚁从被毁坏的巢穴中匆匆忙忙的出来,有一些拖着细小颗粒的食物、蚁卵和死蚁的尸体从巢穴中出来,另外一些又返回巢穴——为什么它们互相冲撞、追逐、厮杀,与此相似的是,令人同样地难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俄国人民在法国人撤退之后,又在那块从前被叫作莫斯科的地方聚集起来。然而,与此相类似的是,当我们观察在被毁坏了的蚁穴周围散布的蚂蚁时,虽然蚁穴已完全被毁坏,但是,从挖洞的昆虫那种毫不松懈、充满活力和无限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营造蚁穴的全部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是非物质的东西,却依旧存在着,——莫斯科的情形正是这样,十月间,虽然没有政府,没有教堂,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财富,没有房屋,然而依然是八月间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非物质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依然存在着。
莫斯科在肃清了敌人之后,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个人动机——最初大多数人怀着一种野蛮的兽性动机,从四面八方拥入莫斯科。只有一种动机是人们所共有的,那就是赶快到那个从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去到那里从事自己的活动。
过了一周以后,莫斯科已有居民一万五千人,两个星期以后,就有了二百万五千人了,以此类推。这个数字不断地增加了又增加,到了一八一三年秋天,就超过一八一二年的人口数量了。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 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莫斯科附近村庄的农民和从莫斯科逃出后隐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居民。进入被破坏了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已被洗劫之后,他们也开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情。农民们把装载东西的马车赶到莫斯科来,以便把丢弃在莫斯科被毁坏了的房屋内和大街上的一切东西都运回到乡下去。哥萨克们把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运到他们的营房里;原先的房主们把他们在别人的房子里发现的任何东西统统搬走,他们谎称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财产。
但是,紧接着第一批抢劫者进城抢劫之后,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然而,随着抢劫者的与日俱增,要想抢到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并已形成了一些更加确定的方式。
法国人在占领了莫斯科之后,虽然发现莫斯科已经是一座空城,但仍具有一个有机地、正常地生活过的城市的一切组织形式,它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和手工业,有奢侈品,有政府管理机构和宗教团 体。这些机构虽然完全瘫痪了,然而它却依然存在着。这里有商场、小铺子、商店、粮店、集市——大部分都还存有货物;这里有工厂、作坊;有富丽堂辉的宫殿和巨贾权贵的府第;这里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法国人占领的时间越久,这些城市生活组织形式就被消灭的越多,最后,变得一塌糊涂,遭受劫难之后,呈现成一片死气沉沉的废墟了。
法国人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久,莫斯科的财富遭受的破坏就越严重,抢劫者的力量也就损失得越多。而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的首都之后,开始了俄国人自己的抢劫,这种抢劫越是继续进行,参加抢劫的人就越来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反倒恢复得越快。
除了抢劫者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受好奇心的驱使,有的为了政府的公务,有的为了个人打算:房产主、僧侣、大大小小的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就像血液流入心脏那样涌进莫斯科。
一个星期之后,那些赶着载货的空大车以便把东西运走的农民,被政府当局扣留了下来,迫使他们把城里的死尸运到城外去。另外的农民在听到伙伴们在城内抢不到东西时,他们就把粮食、燕麦、干草运到城内,他们互相压低价格,把价格压得比从前还要低。农村里只能干粗木工活的木匠,为了多挣点工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莫斯科,一时间,到处都在建造木头房子,修理被大火烧焦的房子。商人们搭起棚子开始营业。饭店和旅店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营业。神甫们在许多未遭受火灾的教堂里恢复了做礼拜。施主们捐助教堂里被抢劫走的东西。官员们在小屋子里安放了铺上粗呢子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高级官员和警察负责分配被法国人抢劫所剩下的财物。那些从别人家搬来很多东西的房主们抱怨说,把东西都搬到克里姆林宫大厅多棱宫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说,法国人把抢去的东西集中堆放,因此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法国人存放东西的房主是不公平的;人们咒骂着警察又对警察行贿;对被烧掉的一般的东西作出高出十倍的估价,要求政府给予补偿,拉斯托普钦伯爵又来写他的告示了。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