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向唐太宗上奏说：“人君能够善始的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攻取容易，而守住困难吗？大概是因为有忧患就会尽心竭力为天下民众办事，平安逸乐就骄傲放纵而轻视他人。尽力为民众办事，即使是外族人也会与你同心同德；轻视他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会离心离德，就是用威怒来恐吓他们，也只能是表面服从而内心不服。人君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看见能引起欲望的东西时，便想到知足；将要兴建土木工程时，便想到适可而止；处在高位时，便想到谦虚卑贱；面临充足饱和时，便想到俭省；遇到享乐时，应想到克制；在平安时，要想到后患；为了避免被蒙蔽，就应当想到采纳不同意见；怨恨谗言邪恶，就应想到自身端正；赏赐爵禄时，应想到因为自己的欢喜而给予太多；实施刑罚时，应想到因为自己的愤怒而处罚过重。常常想到这十点，又选拔任用有才有德的人，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自己去身体力行，辛苦操劳，而代行有关部门的职责呢？”
墨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七雄并立”局势形成之前，诸侯激烈兼并的时期。针对战争频仍的社会现实，墨子提出了“非攻”主张。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的“巨害”，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造成巨大损害，因之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在文中，他对各种为攻战进行辩护的言论做出了批驳，并进一步将大国对小国的“攻”与有道对无道的“诛”区别开来。 他所提出的“非攻”，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要求，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也曾想划分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把以“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正义战争的标准，但他不可能从历史发展上认清什么战争是对“百姓人民有利”的战争。 本篇通过几个简单的事例，逐层深入，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达他的“非攻”思想： 第一，通过为人所不齿的偷盗行为来比喻不义之战。比如：开篇就用有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去偷窃桃李，最后引出攻打别人的国家，得出这是不义之战。 第二，通过“义、仁”来作为衡量战争性质的准则。很多人把攻打别人的国家，叫作“义”，并且赞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