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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体恤下民

【事例一】隋文帝体恤下民

有关官员上奏:“国库中物品堆放满了,再也装不下了,只能堆积在厢房中。”隋文帝对此颇为吃惊:“我不断削减人民的赋税,还经常大量地赏赐功臣,怎么还有这么多物品存在库里?”官员回答:“这是因为收入远大于支出。每年赏赐的加上花费的一共百万吨左右,故而库存并没有什么减损。”于是又开辟了左藏院来存放财物。隋文帝下诏:“宁可把钱财积存于百姓家中也不要贮存在府库中。今年黄河的北部、东部地区田租减去三分之一,士兵减半,租调全部免去不收。”当时全国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京城周围及河北、河南、河东地区地少人多,百姓衣食贫乏。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把普的田地尽量平均分配,许多地少人多的地方每个成年男丁才得以分到二十亩的地,老人及孩子要少一些。

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大旱,一片饥荒,人民饥寒交迫。隋文帝派身边的亲信去视察民情,他们把百姓们吃的豆屑杂糖带回来献给隋文帝。隋文帝流着泪把这些东西给群臣看,感到惭愧不已,深深地责备自己,因为这件事,隋文帝整整一年没有吃肉喝酒。八月初九,隋文帝亲自率领受灾的百姓到洛阳度过饥荒,严令卫士不准驱赶侮辱民众。男女老少参差地夹杂在仪仗、卫队之间。遇到扶老携幼的人,隋文帝总是拉住马让他们先走,轻言细语地安慰、鼓励他们。走到路途艰险的地方,隋文帝看见身负重担的人,便命令身边的人去帮助他。

下一篇: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踰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墨子从兼爱的角度阐述了治国之道。他所提出的“兼爱”是“无等差之爱”,比儒家提出的以血缘为准则的“差等之爱”更有号召力,更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富强,百姓获益,就必须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他主张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爱他家之人,从而营造一种人人相爱、其乐融融的社会环境。 墨子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的,关心别人就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贵品质,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作“别”,“别”是很坏的,是不道德的。 但“兼爱”的实际意义在于维持摇摇欲坠的贵族制度,他企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尽量做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富,诈不谋愚,贵不傲贱”。但墨子的学说只是延缓了旧制度崩溃的作用,企图用阶级调和来缓和当时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也是不现实的。 “兼爱”的思想始终贯穿墨子全书,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友好的和谐的社会氛围,不是整天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整天处在一个恐怖、阴森的环境中,到处提防着别人,害怕一不小心就落入陷阱。这个思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值得提倡,但却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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