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绕夏威夷作战问题的讨论经过

山本五十六的设想

一九四一年元旦刚过不久,一月七日的那一天,千叶县木更津基地的海军航空队雄鹰,迎着寒风,首次飞行,对帝国首都进行访问。飞在机群前负责指挥的是该航空队司令海军大佐久迩官朝融王,尾随在他后面的是在日华事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六架“越洋轰炸机”。

这一天,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正在旗舰“长门号”——停泊于丰后海峡(四国和九州之间)佐伯湾内——的司令长官室里,聚精会神地挥笔疾书。

山本司令长官正以他那特有的犀利笔锋,写着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他在这九张海军公文纸上写成的,是上书给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大将的“关于战备意见”。这些意见是山本经过长时间的周密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在这封信中,山本第一次正式表明了自己对夏威夷作战的设想。

山本的信,开头这样写道:虽然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都无法正确预测,但是,“作为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毋庸置疑,应该以对美英作战之决心,转入认真备战并制订作战计划之时期”。接着,他便分为“战备”、“训练”、“作战方针”和“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四部分来阐明自己的信念。

关于“作战方针”,山本摈弃了日本海军传统的正统派战略,即:(日本舰队)待美国舰队前来进攻后再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并通过舰队决战予以歼灭,主张“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接着,山本强调指出,在实行这一作战计划时,“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在第四部分的“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中,他还把具体进行作战的要领,分三种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

第一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

第二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外,则“按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提前从夏威夷出发前来进攻,则“出动决战部队予以迎击,一举将其歼灭之”。

关于在第一、第二种情况下使用兵力及其任务问题,山本这样写道: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队(舰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万不得已则只使用第二航空战队,在月明之夜或黎明之时出动全部航空兵力,对敌舰进行强攻(突然袭击),以求全歼。

二、一个鱼雷舰战队——它在航空母舰遭到敌机反击而不可避免地沉没时,负责营救舰上人员。

三、一个潜艇战队——它逼近珍珠港(及其他停泊舰只的地方)附近,迎击仓皇出动之敌舰,若可能,则在珍珠港口断然击沉敌舰,以此来封闭港口。

四、运输部队——它由几艘加油舰充任,以便供应燃料。

如回顾一下,我国早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就制订了守势作战方针。这一方针是:日本海军根据我国确定的“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指陆海军根据国防方针的用兵大纲),把美国视为假想敌国,并以美国海军作为主要目标来调整军备,迎击美国舰队于日本近海。另一方面,美国早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爆发两个月后的一九〇四年四月,就已经着手研究《橘子计划》(对日作战计划)了。因此,美国方面要比日本早三年就做好了应付日美之间一旦事态恶化的准备。

尽管如此,但我国海军的对美作战要领,却因为武器和技术的日甚一日地进步和发展,特别是飞机和潜艇的迅速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也清楚地反映在日美两国舰队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上。

日本起初采取的方针是: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备警戒部队,以搜索前来进攻的美国舰队,而在奄美大岛附近待命的我主力部队则朝敌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并全力以赴地进行决战。后来,这条警戒线逐渐向前推进,原来所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也就随之东移。在一九三四年左右,这个海域已移到小笠原以及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在内的以西一带;而到一九四〇年左右,又向前推进到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的东经一百六十度以西的水域。

这样,对美作战要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从一九〇七年开始确定国防方针以来,对横渡太平洋西进的美国舰队进行迎击作战——日本海军称之为“邀击作战”——的这一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却没有任何改变。于是,它就被当作日本海军传统的正统派的对美战略思想而发展起来,结果,我国海军军备、舰队编制、教育训练等等都是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

然而,在日本海军中,即使已为这种迎击作战的思想所统一,后来由于航空的迅速发展,还是有人对这种传统的对美战略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在航空人员中间,抱这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多。

到了一九三四年左右,他们认为用空袭的办法可以击沉战舰,于是开始主张“发展飞机,停造战舰”。一九三五年左右,一部分航空人员甚至设想对珍珠港进行空袭。然而,这种想法尽管还不能动摇那些信奉“大舰巨炮主义”的海军主流派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用兵思想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对美用兵思想发生如此混乱的一九三六年所取得的成果,正是由于我国海军大学这一研究海军用兵作战思想的最高学府进行了“对美作战研究”;而不是部分航空人员等所鼓吹的——从大舰巨炮主义的主流派看来——那种“唯我重要论”。在这次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了在开战之初就对珍珠港进行空袭的设想:

“在敌之主力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停泊于珍珠港内时,要有这样一种开战的思想,即乘敌不备,用飞机进行袭击。……”

当时的海军航空兵本部部长山本五十六认为:过去正统派对美国的战略思想——待敌舰队前来进攻后,把它引到我国近海,然后舰队以战列舰为核心进行决战,歼灭敌舰队——是被动的,要是采取这种“被动打法”,不但难以取胜,而且还会陷入持久战和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以致最后不得不投降。特别是在今天航空发展的情况下,也许不会出现像日本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的情况。作为日本来说,它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方面都远不如美国,除了在开战之初就积极作战,先发制人,迫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可以战胜美国的办法。

在一九三九年的平沼内阁时期,日本国内曾围绕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一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当时担任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就曾提出:我国不应为德国火中取栗,不能围攻英美,把它们推到对立面去,也就是说,不要结成一个必然导致太平洋战争的同盟。这是他怀着一片忧国的真诚心意和以远大目光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客观判断,他就是根据这一判断,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山本甚至在遗书中这样写着:“……在战场上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并不难,难的是一贯忠心耿耿、力排庸俗议论,死而后已。”他顶住来势凶猛的潮流,在赞成结成同盟的那些人的法西斯攻势面前巍然不动。

山本从次官室——面向海军省的院子——的暗淡气氛中解放出来后,被任命为海军士官最高荣誉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当他来到为海面的反光照射得很耀眼的“长门号”旗舰就职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爆发了欧洲战争,它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坚持反对日美开战的山本,不得不认识到:战局这样日益扩大,如万一再发生意外事态,日本的主要敌人恐怕就是美国了。

如果真这样,日本海军想要依靠过去那种传统的迎击作战方针取得胜利,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肩负起指挥大型舰队来保卫海疆之重任呢?

山本自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来,尽管对自己啼笑皆非的命运牢骚满腹,但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日夜默默地冥思苦想,以构思出一个能稳操胜算的对美作战方案。一九四〇年三月,山本通过靶舰看到一队队机群在统一指挥下出色地进行白天鱼雷攻击的训练,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自言自语地对他身旁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说:“参谋长,难道就不能用飞机进攻夏威夷吗?……”

这句话,山本第一次说出了要通过航空兵力进攻夏威夷。山本也许已作出这样判断:要是对夏威夷进行突然袭击的话,我海军航空部队的攻击力量能够取得其所期望的战果。

然而,不管怎么说,夏威夷毕竟太远,而且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它肯定戒备森严。要接近夏威夷,那就得在三千海里以外发动进攻,而这样的进攻很难掩饰我方的企图。因而可以想象得到,进行这种作战是相当困难的。但作为山本来说,也不过是得到一些启发罢了,他并没有再说什么。

两个多月后,五月七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东太平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与往年不同,舰队在结束演习后并没有驶回美国西海岸,而是奉命全部停泊在珍珠港内。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想让这支舰队开进夏威夷,用这种架势来制止日本针对南方的行动,从而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利用欧洲战局的大好时机——荷兰战败,英法陷于困境——向南方扩张的念头。

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开进珍珠港的这一行动,对正在暗中盘算“如何进攻夏威夷”的山本来说,却是一个极好的诱饵。

后来局势日益紧张。看来时局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美开战。在这种形势下,山本一直为对美作战的设想所苦恼。可是,他现在所考虑的唯一办法——即在开战之初通过航空母舰突然袭击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由于太危险和过于投机,所以连山本自己也难以作出决断。

但在这一年十一月下旬,山本从进攻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图上作战演习中,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占领荷属印度尼西亚,那就必须看到:迟早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同美、英、荷三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一开始就得准备同这三个国家作战。否则很难制订出具有胜利把握的作战方案来,何况对南方资源地区发动进攻战,需要投入我国海军的大部分兵力。倘若在这一作战中,美国舰队的主力前来进攻,那就得抽调在南方作战的决战兵力去迎击美国舰队。这样一来,南方作战将因此停顿下来。另外,可以估计到,在南方作战中将会消耗大量兵力,而作战结束后,要恢复那些消耗了的兵力以便作好迎击美国舰队的部署,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使山本痛切感到,无论如何也得挡住强大的美国舰队的进攻。而且他还感到,在此期间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将会有空袭日本本土的危险。

因此,山本经过反复考虑后,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以往所考虑的那样,在开战之初,抓住最好战机,孤注一掷,断然对夏威夷的美国舰队进行袭击,并予以沉重打击,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取胜办法。山本得出这一结论的时间,从他致及川海相的信中所说“同我在去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下旬口头向你建议的内容大体雷同”的那段话和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岛田海相一信的内容来看,估计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下旬。

突然袭击珍珠港这一设想,完全是根据山本五十六的独特见解而形成的。至于这一见解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从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和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先后写给当时的及川海相和岛田海相的极密信件中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作战方针之研究,以往都以光明正大之大规模迎击作战为对象。然而从几次图上作战演习之结果观之,帝国海军未曾取得一次大胜……一旦决定开战,此种情况极难避免。”

“总之,自去年(一九四〇年)以来屡次进行图上作战演习和沙盘作战演习,从中可以看到:不管南方作战多么顺利,但当战争行将结束时,甲级巡洋舰以下之小型舰艇已遭受相当损失,特别是飞机已丧失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亦几乎破损不堪,无一架完好),所谓海军兵力,恐怕也已到了捉襟见肘之地步;而空军兵力之补充能力却又微乎其微。因而不得不承认,在此种情况下很难适应随之而来之海上正规作战。

“只要观察一下敌将领金梅尔之性格与最近美国海军思想状况,我未必认为它(美国)只是依靠逐渐采取正面进攻之战术,而想到我军在南方作战时……万一敌机突然袭击东京、大阪,……国内舆论(一群愚人之见)将会对海军提出何种责难?只要回顾一下日俄战争,那就可想而知。

“因此,经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开战之初以强大之空军力量摧毁敌巢,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复原。”

所谓“回顾一下日俄战争……”云云,是指当年俄国海参崴舰队的三艘军舰闯入东京湾后,在伊豆的川奈和大岛之间横冲直撞地来回游戈时引起日本国民惊慌一事。

然而,夏威夷作战包藏着极大的危险。这一点从该作战方案的起草人山本自己的谈吐中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在给及川海相的信中说:

“要取得此次作战之胜利虽则不易,但只要有关官兵上下一致,抱有为国捐躯之坚强决心,当仰天保佑,获得成功。”

山本希望亲自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来直接指挥这一无比艰巨的战斗,以尽“最后之效忠”。他还在给岛田海相的信中写道:“对华作战说来已有四年之久,在疲惫之余又要对英、美、中三国同时作战,而且还要考虑对付俄国。这种要在大于欧洲数倍之战场上,通过持久战,自己独立维持十几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要是一意孤行,不,迫于形势不得不挺起身来,作为一个舰队负责人来说,对那种极其一般的打法终究感到毫无希望,最后将不得已把历史上的桶狭间之战、鹎越之战、川中岛之战等打法结合起来进行。……我认为,以上种种保险、正面进攻、顺序渐进之打法,不过是缺乏信心的穷极之策而已。因此,若有合适之负责人,我将毫不踌躇地欣然让位。”

总之,山本司令长官的作战设想,其真意是:先在开战之初动用全部空军兵力对敌人进行战略性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美国舰队的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果敢地攻占南方资源地带,尔后竭尽全力自主地不使美海军兵力恢复元气,以便使我方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从山本对及川和岛田两位海相所强调的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开战时通过沉重打击,使美方丧失斗志这一点寄予很大期望。

山本已把珍珠港一战看成是关系到对美作战胜败的一场关键性的重大战役。而且他承认,进行这一战役是极其困难而危险的。他甚至向岛田海相表示了这样异乎寻常的决心,如果航空部队缺乏足够战斗的勇气,他想挺身而出,亲自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直接指挥这一战役。

塔兰托事件的影响

与寒风怒号的佐伯湾相反,夏威夷却是终年常夏。就在山本司令长官给及川海相写完信后,陷入片刻沉思之际,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上将在停泊于珍珠港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正批阅着第十四海军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少将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报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的一份报告。他同意报告意见,并在上面签了字。

保卫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布洛克,早已对陆军方面的防空措施极不完备感到担心。后来由于英国海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塔兰托军港,这就使他更为担心。于是,布洛克就同理查森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和夏威夷陆军司令一起视察瓦胡岛,并向该岛负责人了解有关装备等实际情况。

根据这次视察,布洛克司令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珍珠港在防御方面的一些弱点,与此同时,他要求作战部部长斯塔克迅速改善珍珠港的防御状况。布洛克在这份报告中写道:

“可以通过航空母舰对珍珠港进行空袭。要使这种攻击无效,有两个方法:第一、在敌机起飞前发现敌人的航空母舰并予以击沉;第二、以高射炮火和战斗机击落前来空袭之敌机。”

那么,塔兰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山本司令长官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才构思出来的“打破常规”的设想——在开战之初用飞机轰炸夏威夷——逐渐形成时,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在地中海进行了一场与山本设想相似的战役,当然,它在作战规模和进攻距离上都大不一样。

虽然,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很早以前就夸口“地中海是我意大利的内湖”,但他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海军却根本不是英国舰队的对手。相反,地中海似乎已变成了英国的内湖。因此,意大利舰队紧紧龟缩在本国基地——塔兰托军港的里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起闻名的塔兰托事件。

在欧战爆发后一年左右的一九四〇年夏,各交战国的海军司令本来就有一种攻击对方舰队的设想,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海军司令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已对这种攻击方法作了认真研究。最先将这种设想付诸实现的是意大利,它用飞机施放鱼雷攻击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英国“格罗斯达号”巡洋舰,但是,由于飞机施放的两颗鱼雷沉入海底而未获成功。

一九四〇年九月,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编入了地中海舰队,A·L·莱斯特海军少将任航空母舰战队司令。他向坎宁安建议:对经常停泊在爱奥尼亚海塔兰托军港的意大利舰队主力以飞机施放鱼雷进行攻击。于是英国海军在十一月十一日夜晚便采取了代号为“审判”的作战行动。英国每隔一小时出动一批飞机,两次共出动二十架鱼雷轰炸机和八架轰炸机,它们在四架飞机的照明和导航下施放鱼雷并进行了轰炸。

全世界的报纸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划时代的作战行动——用飞机施放鱼雷攻击停泊在军港内的主力舰。我国报纸也不例外,全文刊登了英国海军部发表的战报,虽然对意大利来说,这是一桩丢脸的事。例如,十一月十五日《朝日新闻》晚刊就作了这样的报道:

主力舰大半损伤

英公布轰炸意舰队成果

【伦敦十三日专电】十三日下午据英国海军部报道:坎宁安司令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所属空军于十一日深夜突然袭击了意大利塔兰托港内的海军基地,两艘意大利战列舰遭重创,另一艘被破坏。意大利海军所属六艘战列舰中已有一半瘫痪。事后经英国侦察机空中拍摄的照片证实:一艘里特利奥级战列舰(三万五千吨)右舷严重倾斜,前甲板已沉入水中;另一艘康蒂迪卡·布尔级战列舰(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吨)尾部下沉,后炮塔进水,右舷倾斜。还有一艘卡布尔级战列舰也处于损坏状态。此外,两艘巡洋舰已在四周漂浮的一片柴油中向右倾斜,两艘特务舰的尾部也都浸入水中。

另外,参加这次空袭的海军飞机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专事采访海军的英国报纸记者有这样看法,他们认为英国飞机可能不是用炸弹而是用飞机施放鱼雷进行袭击的。

塔兰托事件造成的后果,使意大利海军的主力舰,除残存的三艘外都已瘫痪。因此,英意两国海军力量在地中海的对比上,英国方面已完全占绝对优势。夸为“意大利的内湖”的地中海,业已名副其实地成了英国的内湖。这一行动除了具有上述战略意义外,用飞机施放鱼雷袭击停泊在港内的主力舰使之蒙受巨大损失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世界海战史上,飞机施放鱼雷,对停泊在港口内的舰艇进行袭击,这还是第一次。

通过塔兰托一战的刺激,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对贵舰队在珍珠港的安全问题一直十分关心,而自塔兰托海战以来,我对这一问题则更为关心了。……我认为,要对夏威夷水域进行突然袭击,舰队兵力可能成为最有利的目标。”

接着,他就珍珠港内要不要布设防鱼雷网和加强防空能力等有关舰队安全问题纠正了理查森的看法。

另外,斯塔克还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写信给日内即将接替理查森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金梅尔将军,信中说:“说不定〔敌人〕哪一天会在我们的大门口埋下地雷,说不定我们在看到若干舰艇被炸后才会醒悟,或者说不定我们会被卷入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旋涡中去。”

光天化日下抢走密码本

一月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首脑会议,与会者有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会上讨论了德国和日本会不会有突然对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美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总统认为,出现这种事态的机会看来不多,但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

罗斯福在提出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就要与会者发表意见。当谈到美国陆军面对日德两国同时采取行动的那种危急局面应如何对付时,总统提起了《虹计划》(它由美国最初的《橘子计划》发展而来),并且批评说:“我们处理事情一定要现实,不能光让几个月后才能实行的计划浪费精力。”接着,他又补充说:

“我们现在要马上作好行之有效的行动准备。”

另外,罗斯福就对日态度和向英国提供战略物资问题应采取的态度表示极大的关注。总统说:“即使日本和德国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美国也还有八个月的备战时间,因为英国将能坚持六个月;而德国要打过来,则还需要两个月时间。”接着,总统下令不得削减援助英国的补给物资,并作了如下指示——这些指示就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略方针:

一、我们通过夏威夷基地的舰队,要在太平洋上采取守势方针;

二、关于菲律宾基地使用到何时,以及在什么时候下达撤退舰队的命令等问题,应授权给亚洲舰队司令,由其自由决定;

三、海军将不对菲律宾进行增援;

四、海军应考虑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的可能性;

五、海军要在大西洋(直到英国本土为止)继续作好船舶护航准备工作,并从缅因州(美国东海岸)到弗吉尼亚呷角一带的沿岸作好巡逻准备工作;

六、陆军在未作好充分准备前不采取进攻行动;

七、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维持这一基本精神:继续向英国提供物资。

一九四一年元旦刚过不久,一月四日,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接到一份从东京拍来的电报,内云:

“望就‘浅香号’特务舰通过巴拿马运河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取得美国政府的谅解。”

“浅香号”是根据盟国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好意,为了运送德国向日本提供的机床而特地从民间征用过来的,它作为一般特务舰,飘扬着舰旗,正打算赶紧驶回西班牙。

但这一谈判陷入了僵局。其原因是,美国坚决主张外国舰艇通过战略要地巴拿马运河时要让其武装人员登上舰艇。但是,由外国武装人员上舰进行监督,这无异是侵犯国际公认的军舰航行特权,而且有损于国家的威望。因此日本不能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就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一月二十日突然发生了一桩梦想不到的重大事件。

华盛顿的冬天比东京寒冷,而且积雪很深。东京的纬度是三十五度四十五分,而华盛顿则是三十八度五十五分,与岩手县一关的纬度大体相同,这也许是因为美国有点接近北极的缘故吧。

这天,华盛顿上空,一早就阴云密布。晌午一过,便开始下起小雪来。夜幕降临后,好容易才做完一天工作的寺井义守少佐,正在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准备回家,忽然他向窗外望去,大吃一惊地说:“实松君,这雪可下得真不小啊!这种天赶夜路,要是碰上汽车打滑,说不定会遭到麻烦……”

的确,这么大的雪在华盛顿也是罕见的。

“把链条绑在汽车轮胎上也实在太麻烦,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留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地打几副桥牌,快活快活!”

“好主意,这就叫做‘忙中有闲’嘛!”

海军武官处设在奥尔班·特瓦兹大厦四楼。我们在底层餐厅进完晚餐后,就马上打起桥牌来了。时间过得很快,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玩到十一时左右,电话铃声尖叫起来。

“我是松平,有急事相告,想马上见你……”

“请来吧,我等你。”

松平是大使馆一等秘书。

“有什么急事?”

“怎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一定是发生了与日本海军有关的重大事件。”

我们停止打桥牌,一面这样那样地胡思乱想,一面等待他的到来。从大使馆到武官处,平时不用五分钟就可走到,然而此刻也许是下大雪的缘故吧,我们等了十分钟还未见到松平的影子。

“恐怕是因为下大雪的缘故,路上不好走吧!”

不一会,松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一面快速地讲着事件的大概经过,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驻旧金山总领事武藤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一月二十日,日本船‘日新丸’为了装运石油,驶入了旧金山湾内的萨克拉门托河口,美国官员如同往常一样,进行检疫。当时他们仔细地检查了船上是否藏有可卡因等违禁品。当然,船上是不可能有这类东西的。

“最后,他们要求打开船长室里的保险箱进行检查,船长未产生什么怀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当他们看到保险箱内放着一叠《船用密码本》等重要机密文件后,竟不顾船长的拼命阻止,抢走了这些文件后急忙离船而去。

“脸色苍白的船长,急忙向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报告了情况。经我方抗议后,隔了几小时,这些密码本等‘平安’地送回船上。”

谁都知道,商船是海上兵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船用密码本》等机密文件是海军发给船上备用的,目的是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海军与商船之间可以进行秘密联络。它一旦落入美方手中,哪怕是几小时,也意味着密码本的内容已完全被人偷看了。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不仅密码完全失效,而且他们掌握了我海军密码的特点后,也就等于获得了一份珍贵资料,从而可以破译我保密程度更高的海军密码。

“日新丸”事件显然是美方、特别是美国海军的一种“预谋行动”。战后才知道,原来抢走该船上密码本的“凶手”,就是装扮成为海关人员的那个名叫L·费勒戈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工作人员。这个“强盗”马上就把拍成照片的“日新丸”密码本送到华盛顿。他在他的《被盗走的密码》一书中写道:“它为美国海军通讯谍报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这个问题姑且不谈,且说“日新丸”事件发生时,作者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件事,即日本宪兵曾潜入驻神户的美国领事馆,从保险箱中取出密码本,并拍成照片,然后又放回原处,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起来这些还都属于“小偷”之类的行为,可是,这次美国方面的行径确实应该说是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强盗行径”。

作者不由得握紧拳头,对美国这种为达到其目的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做法表示愤慨。

“畜生!美国佬,你这一手干得好厉害呀!”

日本实松让著,为读者呈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实松让曾担任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处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日美双方情况颇为了解,这为本书提供了独特视角。​本书采用日志形式,援引大量当年的函电、记录、日记和密码文件等珍贵资料,详细介绍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国际形势以及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它从日本国内视角深入审视了偷袭珍珠港这一重大决策的过程,聚焦事件爆发前 8 个月的关键历史细节。通过对这些罕见材料的深入挖掘,探讨了日本领导人如何一步步将国家带入危险境地,诸多被忽视的重要问题也得以浮出水面。​从 1941 年 1 月到 12 月珍珠港事件期间,日美关系风云变幻,本书生动揭示了日本最终选择发动袭击的深层原因。无论是对二战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取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助力其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偷袭珍珠港这一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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