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间在中宗、睿宗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统治
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全国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州），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杲，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祏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祏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陕西西安城墙
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是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政治制度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布国家大政的一个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这一年正式颁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发展。
唐因隋旧，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抄。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每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五监也是中央的重要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有时称郡，则设郡守。县设县令。刺史（郡守）、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百户为里，设里正；五里为乡，设耆老（贞观九年，每乡置乡长，后废）。城市的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是最基层的政权，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催督课役，镇压反抗。在沿边及内地紧要之处，州（郡）之上还设有都督府，长官是都督，原来只管军事，因都督例兼所在州刺史，故亦兼管该州民政。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道），称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从关内道析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共成十五道。唐朝不断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分巡诸道，监察刺史以下各级地方官的善恶，以整顿吏治，并加强中央集权。开元年间（713～741）各道渐设有治所，这种监察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行政区的性质。
刑律和法规
唐朝先后颁布了律令格式。律指刑律，令指国家对各种规章制度所定的条例，式指各种章程细则，格基本上指皇帝不断以制敕形式颁布的禁令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再修订的《唐律》。
唐高祖即位后，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损益隋朝的《开皇律》，制定新律，即《武德律》，在武德七年（624）正式颁布。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唐高宗即位后，令长孙无忌等人删改《贞观律》，勒成十二卷，是为《永徽律》；并令长孙无忌撰《律疏》三十卷，逐条解释律文。《律》与《律疏》后通称《唐律疏议》。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体现了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职能。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各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着的影响。
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兵制。西魏、北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府兵制发展到隋代已渐臻完备，但在隋朝覆亡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因此，在唐初，统治者必须重新整顿兵制。唐高祖于武德初置十二卫，下设军府，有时称骠骑府，有时称统军府。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调整和健全府兵制，下令改统军府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统率本府卫士（兵士称号）。折冲府的数目有所增加。当时全国约有六百多府，关内道占二百六十余府，形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每逢战争，皇帝命将帅领府兵出征，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形成将帅专兵的局面。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兵例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三年一拣点。这种亦农亦兵的卫士三时耕稼，冬季讲武，既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农村劳力。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戍边征防，即出征和到沿边的镇、戍充当防人。府兵执行这些任务时，均须自备衣粮和部分武器。卫士免除一般的课役负担。
府兵制是唐朝统治者对全国百姓进行军事镇压的暴力工具，也是捍卫民族利益和进行民族征服的手段。充当府兵是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中央禁卫军，除主要宿卫南衙，归十二卫统领的番上卫士外，还另置北衙禁军。后者是皇帝的亲军，专司守卫宫禁和扈从。其原为元从禁军，成员老、死后例由其家子弟及上户子弟补充，后亦改由卫士简补或招募。北衙军的名称及组织屡有改易，曾出现过飞骑、百骑、千骑、万骑等称谓，至开元、至德之际终于形成六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及左右神武军。
除府兵外，统治者往往强行征募民丁充当镇戍防守，或临时组成军队出征，以应付战争，这种士卒称作兵募。
唐代从军的人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地主。立有战功的军人可以根据勋位得到勋田，不过实际所得勋田远远少于法定的亩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
学校和科举
学校是培养地主官僚子弟、使之成为后备官员的场所，科举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之一。
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京师学隶属于国子监，包括以下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类学校均置博士与助教以授经业。学生称作生徒。诸学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国子学专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三百人；太学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有五百人。至于四门学则兼收六、七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多达千余人。律学、书学和算学居于次要地位，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可以入学，名额各数十人。在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规模较小，生徒有限。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的生徒主要学习儒家的经典，诸经中尤其以《孝经》和《论语》为主，是共同必修的经书。考试的方式是读和讲，通经数达到标准方可卒业。唐朝力图把生徒培养成合格的封建官吏，用以对人民进行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发展学校，增筑学舍，大增生徒，各少数族及亚洲各国君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儒学大盛，为古昔所未有。
唐朝在门下省设宏文馆，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各置学士若干人，除掌书籍外，亦教授学生，唯学生均来源于高级贵族、官僚子弟，为数不过数十人。
除官家的学校外，当时还有私人聚徒讲学。
适应门阀世族日益衰落的历史趋势，唐朝继续发展与完善新兴的科举取士制度。参加科举的人有由学校保送的生徒，有通过州县初试的乡贡。唐代科举分制举和常举。制举由皇帝下诏举行，以待“非常之才”，随时设科，名目繁多。最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等。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到唐太宗时，此科几至废绝，士人的趋向才开始转变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试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在贞观年间试策和经义，高宗时加试杂文（指诗赋），到玄宗时始改变为以试诗赋为主。此科后来跃居独重地位，进士及第者往往能飞黄腾达。常举须先通过礼部试，进士及第者仅得出身；然后通过吏部试，身、言、书、判合格者始得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
唐刻《石台孝经》（局部）
最早保存在唐代长安城务本坊中的国子监太学（今陕西西安陕西省体育馆一带）内。五代时移至改建过的长安城中文宣王庙（即孔庙，今西安钟鼓楼广场附近）内，成为中国古代有目的地收藏保存碑石的第一个地点。因该处地势低洼潮湿，碑石易陷倾，宋代时又把这些收藏的碑石移至府学北墉（今西安三学街）。经历代增添，形成了今天的西安碑林。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所谓门荫，是指凭借先辈的官资以荫得官。唐代属于九品范围的职事官称流内官，低于九品职事官的官吏称流外官，流外官多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所谓入流，是指流外官经过考诠，升职为流内官。唐初，由此两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员才占了多数。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是选官制度上的一个进步。它在削弱门阀士族的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员文化水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期政局的发展
唐朝前期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武则天执政时的政局变动和玄宗朝的开元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开明皇帝，接受亡隋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留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虚怀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些大臣能够面折廷诤，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不避权贵；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纵鹰犬，罢贡献，节俭自持，力戒奢淫，二十年间风俗淳朴；修撰《贞观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被少数族尊为“天可汗”。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唐太宗承认，他孜孜从政是为了使公卿百官“长守富贵”，即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采取上述进步的开明政策。因而，贞观年间不但有卖子鬻女的现象，而且发生过农民自残肢体以逃避徭役的事。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彟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十五年之久（690～705）。
武则天操国柄将近半个世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重视农业发展，曾向高宗建言劝农桑、薄赋敛；以后又向全国颁布了《兆人本业》，用以教导农民，内容包括农俗四时种莳之法。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她破格用人，发展科举制，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官员。她还一再下令放奴为良，限制王公以下的蓄奴数，禁止西北一带养蓄突厥奴婢，各地不得以“佣力”为名质卖男女。武则天即位前，还令大臣撰成《姓氏录》，以代替《贞观氏族志》，进一步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同时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等七姓十一家相互通婚。上述建议、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生产有所提高，户口迅速增加。
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消极的一面。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其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农民逃亡逐渐普遍，阶级矛盾有激化的倾向。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武则天在夺权的过程中曾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和索元礼等，广事罗织，以酷刑逼供，大兴告密之风，一时冤案累累，滥杀无辜中也不免祸及部分劳动人民。到武周政权基本巩固之后，这种风气才有所收敛。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
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他先后以姚崇、宋璟、张嘉贞、韩休和张九龄为相。诸相或忠言直谏，或守法不阿，或长于吏治，均能较好地辅佐皇帝。玄宗本人留心纳谏，精简机构，释放宫女，减毁服玩，显着节省了开支。其时对官吏循名责实，对地方官加强监督，吏治趋向清明；又针对经济、财政、军事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收到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以发展生产。文化方面，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故开元年间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唐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
唐代前期尽管继续实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并剥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地主阶级内部，有官僚贵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贵族自北朝以来世代做官，田产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赐田，有些则是新贵从李唐政权获得的赐田。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有的人“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不少官僚贵族地主还依据官品、勋品从国家得到永业田和勋田。所有的地主不仅用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遍。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一度有所削弱的寺院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并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寺观不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辋川图》（局部）
唐王维绘。盛唐诗人、画家王维在今陕西蓝田西南十余千米处，原宋之问的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了辋川别业，形成了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在古代，建于业主所属领地或田产范围内的别业，与庄园相同。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一定也相当普遍了。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计在大多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部曲已经极少，《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种情况反映，地主对依附者的超经济强制明显地趋向缓和，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隋末农民起义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均田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口分田的限制。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有土地还受的规定，而且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封建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目的是：尽量利用现有劳动人手垦种土地，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和保证财政收入；通过授贵族、官员永业田和授勋官勋田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阶级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过实行均田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
课役制度
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杂徭
唐代正役以外的一种劳役。杂徭一名始见于北魏，唐代与租庸调并列为赋役正项。这种劳役由地方官（或中央指令）在有事时临时征发，由府、州的户曹或司户参军事、县的司户佐实际主管。由于杂徭具有地方性和临时性，不仅各州各县的服役项目不尽相同，一州一县每年也不尽相同，均由地方随事支配。如修筑城池，维修河道、堤堰、驿路、廨舍等均是较普遍的杂徭征发。
色役
唐代把各种有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称为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唐代服色役的一般是良民及具有资荫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由具有资荫的五品以上官子孙及品子、勋官所承担的色役，由白丁充任的色役，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贱民充任的色役。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怀集县庸调银饼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农民须服杂徭，有的还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家根据户等高低征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仓征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是唐王朝的一笔重要税收。
农业的发展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推动下，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
当时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负责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监有都水使者，主持兴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运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门均置长一人，专司调节渠水、分配使用。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兴筑于前期，这与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有关。比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六千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顷；武则天执政时期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式水车溉田。
曲辕犁模型示意图
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的发展导致垦田数量和户口的增加。开元年间，有的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有的地方原来榛莽丛生，这时也变成了秔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开发。随着垦田的扩大，新增加了一些县。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和逃户落籍，到天宝十三载（754）增加至九百余万户，而据杜佑在《通典》中估计，如果把隐漏的逃户、隐户都计算在内，人口最多时的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
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狩猎纹夹缬绢
夹缬在唐代常用做妇女的服饰，还作为家具的装饰品。
唐代前期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手工业分官府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两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两道稍逊于上述各道。上等丝织品称绫称罗；绢和 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捣练图》（局部）
唐张萱绘。此图描绘了唐代妇女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的劳动场面。
唐三彩
唐代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它是在铅釉陶中加进铁、铜、钴、锰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而烧制出的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于一器，甚至也有五色的低温釉陶。一般由黄、绿、白三种色釉组成，蓝色出现较晚。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这是利用铅釉易于流动的特点，在烧制时呈色金属熔于铅釉中随其任意流淌，加之施釉用量的不同，呈现出浓淡及流淌长短等不同现象。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类有壶、罐、瓶、尊、碗、盘、杯、钵、枕及文房用具等，形体圆润、饱满，体现了唐代丰满、健硕的艺术特征。俑类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前者有文官武士、男女侍从、胡人、贵妇、乐舞人像等，造型精练概括，能刻画出不同民族、阶层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后者以马和骆驼最出色，比例准确，结构分明，形体转折起伏完全符合解剖规律。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因厚葬之风盛行，达官贵人为夸耀其财富和追求奢侈的排场，专门用唐三彩陪葬。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代国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烧制也逐渐走向衰微。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着进步。传统生产的越窑青瓷，“类冰”“类玉”，晶莹可爱；新产品白瓷开始制造于北方的邢窑（在今河北邢台），色泽“类银”“类雪”，质量很高。唐代还出现了三彩陶俑，即所谓的“唐三彩”，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二百七十件，经过鉴定，知道当时已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唐代手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是广大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高级手工艺品却全部供统治阶级享用，劳动人民只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商业的繁荣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显得繁荣。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开炉九十九处，一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随着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邸店 [1] 遍海内的大商人，他们多从事远地转运，获取巨额利润。更多的是小本经营、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三十里置一驿，全国共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的驿八十六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交通孔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营店肆，备有“驿驴”，供行旅者骑用，倏忽数十里，相当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诸州、县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经济比较繁盛的城市。长安的坊为居民区，全城居民约有百万左右。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市内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进行贸易的场所。除长安、洛阳外，唐代重要的城市还有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及号称“锦城”的成都。广州则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在城市中，诸“市”内各业分行序列，从而产生了由同行业者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头，负责向国家纳税，执行官府命令。
唐朝的工商业虽然空前繁荣，但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绝对支配地位。长安的东、西两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与全城的百余坊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加之钱绢兼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
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
开元、天宝之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改革。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且废而一再得以复行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掌握大量荒地。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经垦辟，而周围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权再也不能自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唐永徽二年（651）高昌县授田簿残片
新疆吐鲁番出土。
括户
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东魏末，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是以括户名使的第一次见于史籍。隋朝的租调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调都以人丁作为征发对象，因此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
客户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着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
课役、财政改革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崩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象，故唐朝在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劳动人民脱籍亡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括户是唐王朝针对逃户采取的措施，斗争的剧烈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加速变化。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着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回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回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安，显然是“回造纳布”的继续。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
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童仆之役，身份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并且他们均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 （音郭）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征镇赋役。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征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同，不需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始有节度使之号。至天宝初年，后突厥兴起，吐蕃、奚、契丹不断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边地形势紧张。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十道节度、经略使，即安西、北庭伊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及岭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改变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职官制度的混乱和变革就是其中主要表现之一。
首先是尚书仆射地位的降低。仆射在唐初是当然的宰相，而且是从二品官，品阶高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但武周政权结束后，仆射凡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者不再是宰相，称为“空除仆射”。这一变化说明中书省、门下省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尚书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唐朝描金彩绘釉陶文吏俑
其次，政事堂原置于门下省，高宗死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宰相张说又改政事堂号为“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这一变革对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现象，也是动摇旧宰相制度的表现之一。
复次，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差遣制的特点是：官与职脱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诠选。非三省最高长官的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就是一种差遣官。但在唐初，差遣职务多属临时性质，而且是一种个别现象，并不普遍。武则天执政时期破格用人，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起来。到玄宗朝差遣官成为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不一而足。
最后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武则天执政时，为夺宰相之权，引文学之士多人密令参决奏议疏表，时人号为“北门学士”。玄宗于开元末年置翰林学士院，学士专掌“内制”。学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种，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书省形成部分侵权。
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犬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
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卢军事。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敦煌王李承宷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刘晏的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税源枯竭，开支浩繁。为了维持统治，必须整顿并改革财政。形势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财家，其中最着名的是代宗朝的刘晏和德宗朝的杨炎。
宝应元年，代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广德二年（764），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以后又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刘晏在整顿财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乱使汴河堙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刘晏为整顿漕运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的措施：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制造适合于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以盐利充漕佣，雇船工、水手进行运输；大力疏浚运河道，畅通漕运。经此整顿，运量大增，运河沿线的社会经济亦得到恢复。
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任盐铁使后，根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原则，改革盐法，其主要办法是：国家在产地统购亭户（制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卖给特许的盐商，任其自运自销；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国家用所得的绢制做将士春服；离盐乡很远的地方，转盐官在那里储备食盐，等商绝盐贵时减价出卖，称作“常平盐”。经过整顿，盐利由每年四十余万缗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刘晏自京师至诸道巡院重价募“疾足”，并根据他们及时汇报的全国各地的物价和年景，实行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的办法，以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对唐朝的财政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触及主要的赋税制度，而且岁入的增加最终是来源于对人民的剥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两税法的实行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政治大动乱中，赋税征敛也随之紊乱，财政、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田不足和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只问丁身、不问资产的租庸调和杂徭，占田以千亩、万亩计的地主积谷无算，却只负担微不足道的丁课，而唐王朝财源枯竭，无法按旧税制加重“积谷翁”的负担；在正税失灵、官禄兵饷日增的条件下，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产农民大量转化为逃户和浮客，阶级矛盾随之趋于激化。
针对上述问题，代宗时已开始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户税和地税。而到唐德宗时，终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实行两税法。新税制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苛杂，各项并入两税。不论土户、客户，一律就地落籍纳税，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新的税项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据户等以钱定税，纳税时可折收绫绢；地税按亩征收。由于小麦种植推广，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况已比较普遍，遂规定户税与地税都一年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因此新税制称作“两税法”。上述内容说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土地制度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这次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对此后历代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税法实行以后，只能在较短的时间改善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因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则利用特权免税、减税，或则利用非法手段逃税漏税；加之唐朝后期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时候往往几十年都不重新定户，结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产去税存之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实施以后，唐朝的岁入又遇到了困难。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从地主手中低价购买谷物，就采取了两种措施：第一，户税尽量多征钱币，少折纳绫绢，这样就迫使纳税者多向市场提供商品粮、绢，国家就可一手向纳税者征钱，一手又从他们手里购买廉价的实物。其结果是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物价连年跌落。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绢价由每匹值钱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价由每斗二百文降到五十文。这样，按户等确定的户税钱额虽然如旧，而纳税者的负担却成倍地增加了。由于一般人看到物价下跌的趋势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就尽量贮藏钱币，甚至用销钱为器的手段逃避国家对藏钱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时，由于社会生产已经严重衰落，政府对物价失去控制，才产生了回升的趋势。第二，实行榷酤、税茶，即通过流通领域多收间接税的办法增加钱币收入，弥补正税的不足。这种措施同样也起了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联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愬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其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神策军
唐代后期主要的禁军。神策军来自陇右，曾是唐中央的劲旅。德宗、宪宗时常用以出征藩镇；长安西、北备御吐蕃的部分防务也由神策军承担。神策军的地位日重，在宦官统率下，衣粮赏赐也比诸军优厚，于是戍守长安西、北的其他军队也都要求隶名神策。这样，神策军迅速扩大，德宗时已增至十五万人。由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从而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它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
《神策军碑》拓本（局部），唐柳公权书。
宦官专权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招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犬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诈。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
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剪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伾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头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剪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绹、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嫉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和发展，始终未能重现开元年间的全盛景象。安史之乱结束之初，中央所能掌握的户口仅三百万户左右，相当于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的客户落籍，经过整顿，增加至三百八十余万户。到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国家掌握的也不过四百九十余万户。户数大减于盛唐，固然与强藩巨镇不申户籍和逃户大量存在有关，但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不过，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在生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南方农业的发展
各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北方战争频繁，社会生产时兴时衰；南方兵燹较少，加之北方人口部分避难南徙，增加了那里的劳力，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着。在水利建设方面，南方兴修了不少陂、塘、堤、堰，其中着名的如句容（今属江苏）复置的废塘绛岩湖，周围百里，开田万顷；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带筑堤以捍赣水，用斗门节水灌注陂塘近六百个，开田一万二千顷；其他如常州、湖州（今属浙江）、明州及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都兴修了溉田以千顷计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经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
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营茶业的人很多。私营的茶园或则雇农民采摘，或则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茶叶是经济作物，茶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
北方农业生产的徘徊迟滞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使得江淮一带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产区。在河朔藩镇不供贡赋的情况下，中央政权就只能主要依靠东南的浙江东、西，以及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提供赋税，其中尤以今苏南、浙江一带最为重要。漕运在唐代后期成为国命所系的大事，与江淮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户口数的此消彼长，亦呈现不平衡状态。兹据《元和郡县图志》将长江流域部分州的户数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全国编户锐减中，江南很多州的户数猛增，其中最突出的如襄州、饶州均增加约两倍，这确实是江南经济上升的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增的州都在长江中游一带，下游除苏州略有增加外，其余各州均趋减少，有的地方减少的数字还很大，说明南方户口的增减也是不平衡的。
南方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后期手工业在南方也呈现上升趋势。取江南道、剑南道各州的土贡资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推移，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民间大量植桑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非常有利。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着名的产地也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着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造船方面，当时已能制造“轮船”，用人力踏轮车转动，好像挂帆席一样便于航行。史籍记载，代宗、德宗之际巨商俞大娘，拥有可载米万石的大型航船，操驾之工达数百人之多。当时中国造的海船，有的大于外国的番舶。唐代后期制瓷业也有新的进展，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瓷窑近三十处，遍布于今十个省。施釉技术有所提高，普遍使用护胎釉，而且彩釉较多。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唐代后期私营手工业作坊有日益增加的趋势。随着中央集权的瓦解和唐政权的衰落，官营作坊逐渐削弱，但统治者对手工业品贡户的剥削却无疑有所加重。生产领域中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在配置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后期的商业
当时商业的繁荣既与部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关，也与土地兼并造成的下述条件有关，如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富裕，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刺激了转运贸易发展，而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在商业病态繁荣中，官商合流的倾向比前期大大加强了。有的节度使也大肆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富商巨贾则贿赂官员牒补列将，甚至能升于朝籍。刘晏所说“如见钱流地上”，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首先反映在城市经济的发展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史载，贞元（785～805）时长安除两市外，在“要闹坊曲”之处亦有货卖用物的商贩。《唐阙史》亦载，京师宣阳坊设有彩缬铺。城中两市店铺鳞次栉比，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的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麇集着大量的客商，不少节度使也在该城列置邸肆，从事商业活动。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在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增加，出现了为商人服务的柜坊，商人可以在柜坊存放钱物，称作“僦柜”。柜坊向客商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并可根据商人所出的凭据代为支付钱货，这就使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频繁是导致柜坊产生的根本原因。邸店是商人存放大批商货和居住的场所，虽然北朝以来早已出现，但至唐代后期有进一步发展。
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汇兑。商人可在长安把钱币交付各道的进奏院或诸军、诸使、富家，领取一种文券，执持文券轻装以赴四方，凭文券在各地合券，提取所汇钱币，称作“飞钱”或“便换”。飞钱的产生既与商业的发展有关，也与两税法实行后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有关。不少地方官因境内缺钱而下令禁钱出境，大大妨碍了转运贸易，因而商人就以汇兑的方式克服钱币过境的困难。唐王朝曾一再下令禁止与商贾便换，力图把汇兑业务全部垄断在官府手中。唐朝末年，由于江淮商贾凭官府文牒而不能如数提取所汇之钱，便换失信于民，遂自行停废。
在唐朝前期，集市贸易虽然存在，却不普遍。到唐代后期，由于农村小生产者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有所加强，所以集市贸易在城市以外有明显的增加。这种集市，在江淮一带称草市，在西蜀称亥市和蚕市，北方则称为集。在集市上贩卖的商品多是农具和农副产品，由于需要适合农民的生产节拍，故贸易均定期举行。有的集市则开始有商人定居，有的甚至因发展迅速而被置为县。
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唐朝周围的少数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南方的南诏，以及东北的契丹和靺鞨。
东突厥
突厥族起源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之北，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北齐天保三年（552），首领阿史那土门正式建立了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建牙在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不久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汗国。开皇三年（583），突厥被隋朝打败，遂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的称西突厥，东部的称东突厥或蓝突厥，且因居唐朝之北，亦称北突厥。
东突厥在隋末唐初势力很大，控弦百余万，不断向南攻扰，抢劫财物，俘掠人口。唐初有人甚至向李渊建议放弃长安，迁都山南以避突厥。李世民反对这种错误主张，力主积极抵御。他即位后，于贞观三年（629）派李靖、李勣等率十余万大军分路出击，次年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太宗李世民把突厥降众中的半数左右安置在西起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的地区，并置羁縻府进行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其余约万家入居长安，其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开明的民族政策既解除了唐初的北方边患，也有利于突厥此后的发展。这件事在北方各族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唐太宗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
交河城遗址
位于新疆吐鲁番以西13千米处。唐代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城。
东突厥灭后，北方最强大的民族是薛延陀和回纥。当时铁勒诸部皆受薛延陀统治，时起反抗。唐太宗乘其内部斗争剧烈的时机出兵北征，于贞观二十年灭薛延陀，以其地置燕然都护府，管辖下属的羁縻府州。
以后，东突厥降众在阿史那骨咄禄领导下又进行复国活动。突厥南迁后，骨咄禄为小部首领。在高宗时期南迁突厥一再聚众反抗而遭失败后，他招集散亡，被部众奉为颉跌利施可汗。他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将别部民分为“突利”“达头”两区。后得单于府降户部落检校阿史德元珍，封之为阿波达干，使专统兵马。垂拱元年（685）以后，以丰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东）一带为根据地发展势力，采用暾欲谷所献策，东击契丹，北征铁勒九姓，并占领了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从此建牙于乌德鞬山，所恢复的汗国通称“后突厥”。天授二年（691）骨咄禄去世，其弟默啜继位为可汗。证圣元年（695）武则天遣使封之为“迁善可汗”。突厥族自南迁后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需要种子、农具发展生产，武则天曾应默啜可汗之请，赐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并许通婚。后突厥有时亦南扰唐边。景龙二年（708），唐朝命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三受降城以御之。以后，毗伽可汗在位时期（716～734）对唐朝又采取睦邻政策。北边两族人民在一起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双方互市规模相当可观，唐朝每年以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马匹。突厥在和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产生了向封建制过渡的倾向，阶级斗争逐渐激化，统治集团亦斗争不已。天宝三载（744，一作四载），后突厥终为回纥所灭。
回纥
初称回纥，后改称回鹘，是铁勒的一部，散居于今色楞格河一带，臣属于突厥汗国。因不堪突厥贵族的奴役和压迫，回纥曾在隋末唐初一再进行反抗。贞观元年（627），回纥人民在其首领菩萨领导下大败东突厥，声震北方。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受薛延陀控制。当时，菩萨建牙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回纥族已经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回纥协同唐朝击灭薛延陀以后尽据其地，唐朝在那里广置羁縻府州，并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以其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龙朔（661～663）时，唐朝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统领回纥及漠北之地。后突厥复国后，7世纪末8世纪初，回纥中的一部分迁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留在碛北的，自天宝以后均为后突厥所役属。天宝三载（744）回纥联合后突厥统治下的其他各部灭后突厥，不久尽有其地。唐玄宗册封回纥骨咄禄毗伽阙为怀仁可汗。当时的回纥建牙于乌德鞬山，建立起一个势力范围东及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的汗国（744～840）。其俨然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铁勒诸部遂逐渐在回纥名义下融合为一族。
安史之乱时期，回纥一再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此后，回纥人留居长安者常以千计。贞元四年（788），回纥更称为回鹘。吐蕃占领陇右以后，唐朝丧失监牧之地，战马奇缺，因而不断以绢、茶易换回鹘马匹。随着陇右的丧失，唐朝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假道回鹘，回鹘人遂得以从东西贸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唐朝特意在灵武通向回鹘的路途中设立了很多驿站，便利双方交往。唐朝皇帝不断以宗女和亲于周边各族，但嫁给回鹘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和太和长公主三人都是皇帝的生女而非一般的宗女，可见唐朝与回鹘的政治关系特别亲密。两族间文化交流也有所发展，着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刻成的。摩尼教亦由中原传到回鹘，并被其定为国教。
从9世纪中叶起，回鹘内部纷争不断，又屡遭天灾，国力大为削弱。散居阿尔泰山的黠戛斯族乘机摆脱了回鹘的统治，其首领阿热自称可汗。以后回鹘连年发生战争。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被迫进行大迁徙。有的南迁近塞，有的西迁葛逻禄地区，与邻近部落建立了哈剌汗国；有的西迁西州、龟兹，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即今维吾尔族的祖先；有的西迁甘州，称甘州回鹘，即今裕固族的祖先；还有一小部分迁往吐蕃地区。
吐谷浑
两晋时，吐谷浑系鲜卑族的一支，西迁以后，逐渐控制了今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氐族和羌族。4世纪时，其首领叶延正式建立了国家，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口南）。隋炀帝曾一度灭吐谷浑，于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末大乱，其首领慕容伏允乘机复其故地。
青海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伏俟城遗址
“伏俟”为鲜卑语，汉语意为“王者之城”。
唐初，吐谷浑处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执政的慕容伏允持亲吐蕃、疏唐朝的态度，唐太宗几次征他入朝，均未达到目的。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唐朝一再派兵西征。次年，李靖大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其子慕容顺属亲唐势力，在唐朝的支持下继立，遂称臣内附。慕容顺死后，唐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西平郡王，并以弘化公主与之和亲，资送甚厚。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为吐蕃所并，诺曷钵率众徙今宁夏。以后，唐朝于灵州置安乐州（今宁夏中宁东南）以安置之。
西突厥与西域各族
隋唐之际，西突厥是今新疆、中亚一带的一个强大势力，天山以南诸国如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及疏勒等均受其控制。
隋唐之际，中原大乱，西突厥射匮可汗去世，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他北并疏勒，西拒波斯，控弦数十万，势力相当强大。这一情况有碍于今新疆一带的统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