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汉是继秦朝而出现的统一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分别建都于长安和洛（雒）阳。在两汉之际，还有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它们的年代分别如下：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刘玄：公元23～25年在位；

东汉：公元25～220年。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发展。文景之治以后出现的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巩固并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以后，西汉经济继续有所上升，但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未能缓和矛盾，终于爆发赤眉、绿林起义。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以篡夺而亡，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剥夺相权。但是世袭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证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实现皇权。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贪立并挟持幼帝，迭相执政，使皇权旁落，矛盾重重，统治日趋腐朽。遍及许多州郡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189年，东汉政权被权臣逼迫，迁离洛阳，从此至220年，东汉正朔虽存，但历史已进入三国时期。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

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楚汉之际四年多的战乱中，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卖妻鬻子，城市人口减少，市场混乱。投机商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有时只好乘牛车出门。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汉高祖刘邦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①兵士罢归家乡。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也就是军功大小，给予田宅。他们之中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是汉初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②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承认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这些恢复故爵、田宅或新获得土地的人，大多数是汉初社会中的地主。原来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按照制度，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公乘（八级爵）以上的，当时算是高爵。对于他们除了优先获得田宅以外，还获得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作食邑。这些新形成的军功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③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④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汉高祖认为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命丞相萧何取秦法加以损益，制定《九章律》，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烦，天下越乱；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但秦朝崩溃，正是由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的许多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无所变更。在这十五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修筑长安城，每次发民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前191）罢省妨碍吏民的法令，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行的“挟书律”。吕后元年（前187），又废除夷三族罪和以过误之语为妖言而加以重责的所谓“妖言令”。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度和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兵役徭役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景帝二年（前155）把秦时十五（一作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前167）诏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征发一次，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归还田园，户口大规模地增长，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封国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户口繁息的迅速，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过关用传（一种由官府颁发的通过关津的凭证）的制度，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农民有山泽得以渔樵，有利于生活和生产。

西汉“黍粟万石”陶仓。陕西西安临潼区出土。

随着粮价的下降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侵蚀农民，使一部分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爵。输粟达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级爵），达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级爵），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十八级爵）。按照秦汉制度，爵级可以累计，高爵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特权。晁错又建议，入粟输边实行后，如果边境积粟够用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

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这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奢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官吏不滥用刑罚，断狱但责大旨，不求细苛；定刑可上可下者从轻处理。

但是文景时期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加剧阶级矛盾。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据说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的分裂活动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汉高祖在战争年代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的诸侯王。汉五年（前202），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大体相当于六国故地。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到十二年，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以无后而国除。

这时，汉高祖既没有直接控制全国的力量，又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异姓王的旧地陆续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侯王。当时同姓王国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对抗朝廷，西汉统治看起来非常牢固。汉高祖还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王”。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如齐国辖地六郡七十三县，代、吴两国各三郡五十三县，楚国三郡三十六县。与此同时，中央直辖土地不过十五郡，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封国和公主“汤沐邑”。这种局面，依旧是干弱枝强。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皇帝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集军队，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文帝时期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当时形势是中央弱而王国强，像肿病患者一样，肢体和指头不能屈伸。他说，天子的近属有的并无封地以为藩屏，而天子的疏属有的却拥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实力。他认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诸侯国小力弱，不易产生邪心，天子也便于控制。这样，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够指挥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当年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叛乱初起，汉景帝刘启诛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并不息兵。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巩固削藩成果，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秦汉之际，匈奴越过河套，向南进入蒙恬所取“河南地”。汉初，与匈奴大体上相持于今兰州、固原、横山、榆林、托克托一线的边塞。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其封国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高祖于七年（前200）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掠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备奁资，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单于在世，是汉家的女婿；死后儿子做单于，是汉家的外孙，外孙自然不敢与外祖分庭抗礼。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正是在匈奴威胁严重的时候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条理，秦时由中原谪徙岭南的居民，在战乱中得以少受损害，而越人各部彼此攻击的习俗，也大有改变，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不许把铜、铁、农具和母畜运往南越。赵佗反对这项政策，一度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率军出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东南）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官职和赏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起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东瓯王、闽越王都参与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展

汉初至文、景的六十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走向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据司马迁说，当时太仓和城乡仓库粮食丰积，陈陈相因，以至于腐败不可食；府库货财充斥，钱串都朽断了。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武帝时冶铁制器归国家垄断，铁农具的传播更为迅速。不但在中原地区，而且在今辽宁、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更远的一些地方，都有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出土铁犁铧数量很多，宽窄大小不一。这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犁耕技术的结果。最大的铧宽达四十二厘米，这也许是为开沟作渠等农事需要而铸造的农具。

牛耕画像石（局部）

陕西米脂出土。

汉代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靠用牛。从考古所获西汉牛犁模型、牛耕壁画和犁铧实物等看来，西汉普遍使用所谓二牛抬杠的犁耕法。《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由于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省去了牵牛的人力，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这是犁耕法的重大进步。西汉末年，又出现了一牛一人的犁耕法，可能是用于熟地的耕作。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传到西北。为了保护耕畜，秦汉法律都规定，偷盗马和牛，要加重惩罚。犁耕技术传播的同时，播种用的耧犁也开始使用，西汉晚期，耧犁已传到辽阳一带，辽阳的汉末村落遗址和北京清河汉代遗址中，都发现铁制耧足。

武帝时由于大规模战争的消耗，耕马、耕牛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北方一度出现以人挽犁的现象。经济落后的淮南地区，还是蹠耒而耕。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伐木燔莱、火耕水耨的阶段，同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差很远。

西汉初期，农民已有“深耕穊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武帝末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土地开成深广各一尺的沟，叫作甽，甽旁堆成高广各一尺的垄。下种时把种子播在甽中，可以防风保墒。苗长出后进行耨草，用垄上的土和耨除的草培植苗根。盛夏垄土用尽，甽垄培平，作物的根既深且固，不畏风旱。甽垄的位置每年互相调换，轮流种植，以恢复土壤肥力。代田法在长安附近试验的结果，每亩产量比缦田（不作甽的田）超过一斛甚至二斛以上，所以很快就被推广。边远各郡也使用了代田法，居延汉简上有代田记载。赵过除了推行代田法以外，还改进了农具，颇为便巧。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一个水利网。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便利了漕运，还能溉地万余顷。泾水与渭水之间，修建了白渠，与原有的位于泾洛之间的郑国渠平行，溉田四千五百顷。当时有歌谣赞美这一渠道说：“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其他如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溉田都很多。龙首渠在洛水旁，由于渠岸易崩，它的某些段凿成若干深井，井与井间有水流通，叫作井渠。这种修渠方法，在沙土地带特别有用。京畿以外，关东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如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修造七门三堰，灌溉田亩。文帝时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灌溉繁县土地。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引黄河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鉅定泽，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其他各种小的水利工程，更是举不胜举。南阳太守召信臣调查郡中水泉，开沟渎，起堤闸，溉田至三万顷。西汉时中原种植水稻，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水利灌溉。至于凿井灌溉，北方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文帝十二年（前168），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又自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泗，泛滥达十六郡。丞相田蚡封地在鄃（今山东高唐东北），地在黄河以北，他为了使自己的封地不受水灾，力阻修复故道，所以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曾巡视工地，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才流归故道，八十年中未成大灾。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水利的发达，农业技术的进步，使西汉时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昭帝、宣帝以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全国经济发展更为显著。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户一千二百二十多万，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据郡国人口数核算，实得口五千七百四十余万）；全国垦田数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这就是西汉农业发展规模的一个约略的说明。

手工业的发展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西汉冶铁技术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汉后期，吏卒徒开山采铜铁，每年用人十万以上，规模是很大的。汉代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辽东，南至犍为，包括某些诸侯王国在内，都有铁官，这些大体上就是汉武帝以后冶铁制器的基地。山东、河南等省都发现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义、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巩义铁生沟遗址发现了矿石加工场所，发现炼炉、熔炉、煅炉共二十座。郑州古荥遗址的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计日产生铁可达一吨。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出土铁器，有农具，也有工具，出土的地点非常多。汉初的铁兵器，各地常有发现；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产在江南的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巂、益州等郡。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有发现。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由于铁器、漆器的兴起，铜器在汉代已失去了昔日的独特地位，但皇室、诸王和大官僚仍然喜爱精美的铜制器皿。铜制器皿的生产规模颇大。铜镜、铜灯、铜熏炉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铜镜，是日用必需品。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区）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钱以上。织缣帛一般用比较简单的所谓腰机。高级丝织品已采用提花织造，但工艺复杂，产量有限。巨鹿陈宝光妻的绫机用一百二十镊，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锦，六十日始能织成一匹，匹值万钱。长沙马王堆西汉侯轪夫人墓中，出土大量丝织物，包括完整的服装和其他杂品。丝织物有绢、缣、绮、锦、纱、罗等种类，花纹色泽丰富多彩。对这些丝织物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汉人民在植桑育蚕、缫丝纺纱、织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

西汉漆器出自蜀、广汉以及其他各处工官，漆器加鎏金扣或银扣，称为扣器。漆器和扣器都是名贵的手工业品，《盐铁论》所举当时富人使用的银口黄耳金错蜀杯就是这类器物。在国内许多地方的汉墓中，出土漆器、扣器很多。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达一百八十多件，多数是木胎，少数是夹纻胎、竹胎，色泽光亮，造型精美。朝鲜平壤的乐浪王盱墓及其他墓葬中，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扣器。漆器制作复杂，分工精细。见于漆器铭文的工名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 工、清工、造工等多种，这说明《盐铁论》中“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是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汉代人民衣着所需的织物，就全国总产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其中，北方农村以丝为主，南方农村以麻为主。家庭手工业品主要供农户自用，多余的在市场出卖。至于官府手工业品，除盐、铁等在武帝以后由官府垄断者外，一般说来质量虽精，数量并不多，在全国总产品中不占很大的比重。

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

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千里，最为富饶。

首都长安户八万余，口二十四万六千，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据实测，周长二万五千七百米，合当时六十二里强），有十二门、八街、九陌、九市、一百六十闾里，它的布局，基本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长安城的每个城门都有三个宽达六米的门道，以三条并列的道路通向城中，城市街陌也是三道并列。长安城的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和官署。西北隅的东西九市，是长安城内的商业和手工业区，与居民闾里邻近。考古发掘所显示的长安城内这种政治区和经济区的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说“面朝背市”的都市建筑制度符合。长安市上除有本地和附近的各种物产包括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出售以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出售。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番禺等城市，是全国主要的都会。蓟、阳翟、寿春、江陵、吴等，也都是一方的都会。全国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联。在这些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江南多水，船是比车更重要的交通工具。吴王濞所造航行于长江的船只，一船所载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今广州、长沙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有木车、木船和陶船的模型，从模型看来，当时的船有锚、舵，结构坚固，可载重致远。广州曾发现汉代造船遗址。

出现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酱醋、水产、帛絮、染料、木材、木器、铜铁器等类。奴隶被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高利贷也成为一种重要行业，它的盛行，是促使农民破产的原因之一。大高利贷者被称为子钱家，列侯封君都向他们告贷。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发达起来。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品。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广东广州）。近年来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古物，其中一部分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西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在西汉封建社会中，基本的阶级是彼此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复杂，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贩的经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数量颇大的奴婢，他们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最为低下。他们虽然不是汉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但是在生产中还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变化。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经过汉初一个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则逐步陷入困境，从中分离出大量的人，成为“游食”的小商贩，或者成为佃农、佣工和奴婢。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掌握着政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起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全国（主要是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他高爵的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皇帝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以及一些别的官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榨取租税。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是其职能之一，铸币赢利亦入少府。元帝时，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四十万万，同时，水衡藏钱二十五万万，少府藏钱十八万万。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十分巨大。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价强买民田宅，田蚡向窦婴强索长安城南田，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成帝丞相张禹买泾渭之间膏腴上田至四百顷，又请成帝赐予平陵（昭帝陵）附近的肥牛亭部地，成帝诏徙亭他所，而以其地赐禹。甚至成帝自己也置私田于民间。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两千余顷。

农民阶级

西汉政权继续用户籍制度控制人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户籍上一一载明。汉代州郡，每年都要通过“上计”，向中央申报管内的户口数和垦田数。在列入户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

汉画像石：机织酿酒

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庄园中私人机织、酿酒作坊的情景。

西汉封建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就西汉生产力水平而言，农民租赋负担仍然沉重。据文帝时期晁错的估计，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百石。丁壮日食五升，通家合计，一年食用当占所收的大半。汉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纳百二十钱，叫作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岁纳二十钱（武帝时增至二十三钱），叫作口赋。赋钱之重，大大超过三十税一的田租。汉代农民兵徭负担也很重。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兵徭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若干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着、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费用能否筹到，就要视副业（主要是纺织）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则关中和洛阳上田，每亩千余、两千、三千钱不等；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数千钱以至万余钱。西汉耕作，一般是二牛一犋，农户当备置二牛。马当时也是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四千，高则若干万。铁器、衣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无日休息，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会碰上水旱之灾，或者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暮改，纳税季节，有粮谷的人家被迫半价出卖，没有粮谷的人家只有倍息借钱。于是有的人就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了。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普遍。《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编者注：贤良、文学为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租虽是三十税一，但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大概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有时农民尽其所得，不够应付租赋更徭，只好求之于高利贷。所以百姓虽勤力耕作，仍不能免于饥寒。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大地主做佃客。大地主大量招纳逃亡农民，官吏畏势，不敢督责，反而加重对穷苦百姓的压迫。百姓不堪其苦，转相仿效，纷纷流亡远去，他们的租赋徭役又被官吏转嫁给尚未流亡的中等农家。这样，就出现了未流亡者为已流亡者纳租服役的恶性循环。流亡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豪强地主所招纳的佃客和兼并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佃客一般以对分的比率，向地主交纳地租。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田六十五亩，收租二十六石，每亩合租四斗。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

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作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义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西汉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等等。武帝筦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一般都是招纳流亡农民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份。筦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自行服役，不得不出钱雇人代替。雇人所需，一说每人每月两千钱，一说每月三百钱，后说似近史实。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在汉代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封建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低下。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诏书里，有岁俭乏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亡为佣的人是可以返回乡里的。

商人

西汉初年，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西汉继承秦代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经商是剥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商人通过贱买贵卖，不劳自肥。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以商人都用各种手段逃避限制，扩大经营，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文景以后，商人力量有蒸蒸日上的趋势。晁错看到这种情况，向文帝说：“令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卓氏在临邛，即山铸铁，行销滇蜀，有奴僮千人。程郑在临邛，也以冶铁致富，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交易。孔氏在南阳大规模冶铁，占夺陂池，致富数千金，多和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铁冶起家，兼营高利贷和运输，与富有的吴王濞齐名。山东刁间驱使奴隶，逐鱼盐商贾之利。洛阳师史专事贩运，车辆成百，遍行诸郡国。宣曲任氏在楚汉之战时从事粮食囤积致巨富。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十倍，富埒关中。许多贵族、官僚、大商人铸钱牟大利，邓通和吴王濞最有名，所铸的钱流通天下。上述卓氏、程郑、孔氏的先人，都是战国末年东方诸国的大工商主，秦始皇时成为所谓“山东迁虏”，但子孙仍然致力工商。秦汉时期多次迁徙六国贵族于关中，其中齐国的田氏族姓繁衍，世多货殖，汉代关中富商大贾，很大一部分出于田氏。

在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但仍须“用本守之”。这就是说，经商致富的人，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才能守住产业。所以大商人无不规陂池，求田宅，凭借财富役使贫民。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营商业，以图暴利。宣帝时杨恽籴贱贩贵，从事粮食买卖。贡禹奏请自尚书诸曹和侍中以上的皇帝近臣，都不许私自经营商业，可见那时大官僚经营商业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他们还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助长分裂割据。因此封建国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终于导致汉武帝刘彻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至于人数众多的小商人，他们有的列肆贩卖，有的负货求售，有的兼为小手工业者自制自销，有的以车僦载收取运费。他们多数由农民或城市贫民转化而来，同样受剥削压迫，同大商人不同。小商人无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国家的徭役征发，也往往首先落到他们头上。秦汉的七科谪，即以七种人为对象的谪发远戍的制度，有四科是谪发商人或他们的子孙。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数量颇大。

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者；一为原来的私奴婢，通过国家向富人募取或作为罪犯财产没官等途径，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以战俘为奴。官奴婢用于宫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养狗马禽兽，也用于官府手工业、挽河漕、筑城等劳作。西、北边地诸苑养马的官奴婢有三万人。元帝时长安诸官奴婢游戏无事者，有十万人之多。

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是被迫自卖为奴；有的是被人掠卖为奴；有的是先卖为“赘子”，无力赎取而为奴。官奴婢由统治者赏赐给私人，即转化为私奴婢。边境少数民族人民，有为统治者掠为奴婢者，例如来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陈平以奴婢赠陆贾，数达一百。市场出卖奴婢，通常是与牛马同栏。卖奴婢者在市场上给被卖奴婢饰以绣衣丝履，以图高价。奴婢价格，一万、两万不等。经营奴婢买卖的大商人，每出卖一百个奴婢，获利约二十万。汉代有不许任意杀奴以及杀奴必须报官的法令，也有因违令杀奴被罚的事例。但在通常情况下，主人对奴婢有“专杀之威”，奴婢生命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

陕西西安东南白鹿原出土的汉代跪坐陶俑

私奴婢除从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许多被驱使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季布为朱家奴，被用于田间劳动；张安世家僮七百，都有手工业技术；刁间的奴隶被驱迫运输商品。王褒所作《僮约》，列举了奴隶服劳役的项目，包括家内杂役、种田种园圃、放牧、作工、捕鱼、造船、修屋乃至经商等等。《僮约》虽然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僮为主人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社会实际状况。

汉代奴隶在生产中还占有一定地位，是奴隶制时代的“遗产”。封建统治者无法消除它，无法制止破产的农民沦为奴婢。残酷的封建法律，也还以相当的规模和速度继续“制造”奴婢。统治者只能把它纳入封建制轨道，使之为地主阶级服务。因此，从奴隶制残余中获得利益的，正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奴隶主阶级。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力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西汉王朝不用黜陟的办法而使王国的辖地缩小。武帝以后，每一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陆续失爵。不过此后仍不断有功臣侯、恩泽侯之封，列侯的数量还是不少。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前122）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据说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实行察举制度　建立太学

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作“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备衣马之饰，也可以候选为郎，叫作“赀选”。郎是皇帝的侍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内守门户，出充车骑。郎在郎署娴习“汉家故事”，以备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在这种选官制度下，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准，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来，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悌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悌力田或举贤良方正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两人，以给宿卫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武帝为了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规定二千石如果不举孝，就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罪；不举廉，就是不胜任，应当免官。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此外，还有献策上书为郎，射策甲科为郎，陇西等六郡良家子为郎等选官途径。武帝时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达千人，其中当有以此得官者。高寝郎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为大鸿胪，数月即超迁丞相。

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博士弟子共五十名，由太常选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县择人充当。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大官僚和大豪富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少数出自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皇权统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汉画像石：讲经

经，即儒家经典，经学在西汉有“今文”和“古文”之分，汉武帝时设置了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和《公羊传》。

削弱丞相权力

西汉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没有大的改变。汉高祖以功臣封侯者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惠帝托参子曹窋婉转进言，曹参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反而要求惠帝也跟他一样，垂拱无为。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可以给他们富贵，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由于丞相权重，皇帝与丞相之间，容易出现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之子受封为列侯，继为丞相，丞相位望有所削弱，但是皇帝与丞相在权力问题上仍然潜伏着矛盾。武帝时丞相田蚡骄横，他所荐举的人，有的一开始就被授予二千石的官位，侵犯皇帝的用人权力。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因此，削弱丞相权力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元朔五年（前124），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然后才封平津侯。公孙弘起自“布衣”，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他们动辄得咎，自杀或下狱死者甚多。公孙贺有鉴于此，拜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不得已始起而视事。几年以后，公孙贺也被族灭。

武帝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的人以及现任官当中，先后拔用了文才出众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曾经令严助等内侍腹心之臣与朝廷公卿大夫辩论政事，彼此以义理之文相对答，公卿大夫屡屡诎服。尊贵臣僚如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加侍中，其中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权势超过丞相。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少府属官）之职，侍从禁省，出纳文书。这种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

武帝临死前，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霍光又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权倾内外。昭帝死后，霍光拟废继立的昌邑王贺，百官自丞相以下皆唯唯从命，而领衔上奏的仍然是丞相杨敞。这说明丞相虽还有一定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已微不足道了。

加强中央军力

西汉时期，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自傅籍之年（汉初十五岁，景帝时二十岁，武、昭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另一年在京师屯戍，称为卫士。他们还须在边郡屯戍一年，称为戍卒。除此以外，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亲自服役的称为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三百雇人代理，叫作过更。由于雇人代役的越来越多，过更钱就逐渐演变为丁男的一种赋税，叫作更赋。汉代兵徭制度迄无定论，上述说法似近史实。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作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和秦代一样。

在京城，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士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卫将军以皇帝诏令统领南北军，但视需要而定，不常置。

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无重兵。这样的军制，自然不能适应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充中央兵力，并建立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军队，起强干弱枝作用。

西汉彩绘步兵俑

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七校尉兵都统于由中尉属官中垒令演变而来的中垒校尉，所以又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属北军系统，每校兵力约为数百人至千余人，大概多以募士为之，是长从军队。

汉代宫廷里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是皇帝的仪卫，也是一支武装力量。建元三年（前138），武帝设期门军；太初元年（前104），设羽林军。期门约为千人，羽林七百人，选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相当于郎。这些都是属于南军系统的长从军队。汉代名将多出于期门、羽林，可见期门、羽林在全国军事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加以军事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相继建立后，京师军力得到加强。宣帝神爵元年（前61）发胡骑、越骑以及羽林孤儿出击羌人，可见这支军队已经用于边境的战争了。

此外，武帝军中有“勇敢士”，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时有“私负从”者。这些当系招募而来。武帝以后，募兵在汉军中所占比例就越来越大了。

设置刺史

惠帝三年（前192），相国曹参请派御史监三辅，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前167），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时置时省。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

汉武帝时，中央统辖郡国数达百余，比汉初大为增加。为了加强统治，建立监察郡国的制度就成为必要。元封五年（前106），武帝把全国地区除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冀、青、兖、徐、扬、荆、豫、益、凉、幽、并、交趾、朔方），每州部设部刺史一人。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惩奖官员，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刺史所举劾者，由丞相遣使案验。征和四年（前89），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领官徒捕捉巫蛊（被指为以巫术害人，特别是诅咒皇帝的人），监督大奸猾；后罢兵，督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当。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刺史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王。刺史权责虽重，但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所以刺史的设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　严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济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汉前期著名的豪强大族。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人以游侠著名。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朱家、剧孟、郭解都是汉初著名的游侠。但是有些游侠“作奸剽攻”、“睚眦杀人”，有些游侠形同盗贼。游侠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同豪强类似，有些游侠本身就是豪强。

为了打击不法的豪强游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守，族灭瞷氏首恶。宁成为中尉，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人人恐惧。郅都、宁成是西汉最早的酷吏，他们的活动，是汉武帝打击豪强游侠的先声。

汉武帝除了迁徙强宗大姓，不许他们族居以外，还大批地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张汤为御史大夫，诛锄豪强并兼之家。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张汤、周阳由这样的内外官吏，当时比比皆是。除了对付豪强游侠以外，有的酷吏专伺人主意旨为狱，大肆网罗。杜周为廷尉，以诏令捕人至六七万之多。

但是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回乡，役使贫民达数千家；酷吏义纵少年时无行，攻剽为群盗。这些人自身就是豪强或游侠。所以他们治郡的时候，也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人民为非作歹。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诛锄豪强的同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经过他们条定以后，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之罪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死罪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刑法的条定，虽然与诛锄豪强、打击不法的需要有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镇压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驳杂，郡国治狱时无法运用，常有罪同而论异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上下其手，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见用酷吏和刑法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阶级矛盾。

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统一货币

汉武帝连续发动了许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都用尽了。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军资。元狩中，他正式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统一货币，筦盐铁，建立均输、平准制度，企图抑制商人活动，稳定市场，扩大财政收入。

汉初以来，货币质量低劣，币面文曰半两（十二铢），实际重量只有八铢、四铢，有的甚至更轻，薄如榆荚，被称为荚钱。对于私铸，政府有时禁止，有时允许。市面货币轻重大小不一，郡县又各不同，法钱不立，折算困难。币制的混乱，破坏了国家财政制度，影响国库收入，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帝企图整顿币制，铸四铢半两钱，使民仿铸，诸王、达官、豪商大量铸钱，以牟巨利。私铸者不遵守官定质量要求，杂以铅铁，以此获罪者一县百数。武帝即位，恢复秦始皇时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改铸三铢钱，实重与币面文字所示一致。同时禁止私铸，盗铸者罪至死。元狩五年（前118）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重如其文，但是盗铸之风不减，据说吏民坐盗铸金钱罪死者达数十万人。

除了禁止私铸以外，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一说为钟官、辨铜、伎巧）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这次禁令很严格，新币质量又高，盗铸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五铢钱乃成为由此至隋代七百余年中国家铸币的主要形式。汉武帝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统一了货币，而货币的统一又使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一种经济上的保证。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

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的办法，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采冶铸造，发卖铁器。西汉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的三十五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的四十九处。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秦名治粟内史，后又更名大司农）。诸侯王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农令所设盐铁官代替。盐铁官吏，多用盐铁商人充任。

均输法是大农向各郡国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繁杂、物品质量差、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所值的不合理现象，并且使大农诸官得以掌握所需的各地货物，充实府库。

平准法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西汉五铢陶范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使大农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买卖，使富商大贾难以牟大利，也使物价不至于暴涨暴落。同时，使一部分手工业和商业利润归于国家，供给汉武帝巡狩、赏赐的挥霍和军事费用。这样，人民的赋税负担未增加，国家的用度却得以充裕。

西汉以来，豪强大家从煮盐、冶铁、铸钱中获取大利，一些企图进行政治割据的人，如景帝时的吴王濞，也在深山穷泽中和海边上，聚众千百人从事盐铁铸钱，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所以桑弘羊在论证筦盐铁和实行平准、均输的必要性时说：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是用来掌握经济命脉和控制诸侯王的。他又说：现在实行筦盐铁的办法，并不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重农抑商，离散豪强聚集的力量，禁止过度的奢侈，断绝对农民的兼并。由此可见，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还起着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也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例如官盐价昂味苦，农具质劣不适用等。以后一部分贤良、文学反对筦盐铁和平准、均输制度，即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理由。这些措施和制度，实际上难于长期有效地施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打击大商贾的措施，这就是算缗和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开始实行“算缗钱”，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以及高利贷者，无论有无市籍，其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两千钱纳税一算，即百二十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每四千钱一算。轺车，除了属于规定免算者以外，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许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前114）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没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

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告缗案件。在这次告缗中，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没收的奴婢也是成千上万；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中家以上的商贾，有许多都以此破产。算缗、告缗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们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周边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对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但是总的看来，汉武帝以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有些民族还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越

东瓯、闽越的君主，多次率部参加过中原的政治斗争。留居本地的东瓯、闽越人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大，他们没有城郭邑里，居溪谷篁竹之间，与外界很少联系。汉初以来，他们的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准备进攻郡县时，往往先离开深山，耕种于余干（今江西余干）界中以积军粮。刘安所说情况，正是东瓯、闽越人农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的表现。南越出产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除了吕后统治时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着正常的关市贸易，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源源输入南越，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广西贵港出土的据认为是西汉初年西瓯高级武将的墓葬，随葬品颇丰富，但有人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援于汉。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走。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徙，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六年（前111），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前110）冬，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社会经济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阶段。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较为复杂。建元三年，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使南越，南越王赵胡派太子赵婴齐一度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婴齐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邯郸人摎氏的意见，上书武帝，请求同内地诸侯王一样三年一朝，并请汉朝撤除边境关塞。南越丞相吕嘉代表越人贵族势力，反对赵兴和摎太后，并杀赵兴、摎太后以及汉朝使者，立婴齐长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和赵建德，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玉兽首衔璧

广州象岗山发现南越王墓，墓主着玉衣，有“文帝行玺”金印、“赵昧”玉印等印章同出。由此可推断墓主当是史籍所见赵胡，赵胡可能就是赵昧。随出物有铜铁器、漆木器等，青铜器有中原汉式、南方楚式，亦有南越式，有的可断为本地所造。还出有药石、平板玻璃。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诸侯王制度。从这些情况看来，南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相当的水平，与中原维持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很可能有海外贸易。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余，这又反映南越社会落后的一面。

匈奴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三十余万精锐骑兵，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即月氏）。匈奴的统治区域起自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与氐、羌相接，向南则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对。左部居东方，与汉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境）相对，右部居西方，与汉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境）相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单于的氏族孪毬氏，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是匈奴中最显贵的几个氏族。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西汉匈奴墓葬中，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这种种情况，说明匈奴社会已处于奴隶制阶段。

白登之围以后，西汉与匈奴结和亲，通关市，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铁骑的侵犯和虏掠。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刘彻命马邑人聂翁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十万入塞，发觉汉的诱兵计划，中途退归。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边郡，汉军也屡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阴山缺口，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以其绝大部分充实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之地。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匈奴失水草肥美的河西地，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由于汉军的多次打击，匈奴单于庭向北迁徙。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带领十万骑，“私负从”军者十四万骑，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两路穷追匈奴。西路卫青军从定襄郡出发，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兵北至寘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东路霍去病军从代郡出发，出塞两千余里，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获胜，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漠南不再有单于的王庭。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汉在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诸地设立田官，用六十万人屯田戍守，逐渐开发这一地域。

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削弱，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东发展。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汉军在这几次战役中，损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事，但是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如过去了。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北方边地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的兵民，在边郡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北至酒泉，再向西至于玉门关，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作盐水，今孔雀河），也修建了亭燧。北方旧有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在今包头、呼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还设置了许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燧，吏卒众多。边塞的烽燧系统逐步完善起来。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出屯张掖居延，于其地修障塞，开屯田。居延屯兵戍守，持续至东汉时，烽燧遗址至今仍在。近数十年来，居延附近多次发现驻军遗存的简牍，累积达三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今甘肃、新疆的许多地方都有汉简以及晋简出土。其他省区，也发现大量汉简。这些都是汉代历史包括汉代边疆历史的珍贵资料。

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

匈奴人向西远徙以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今包头等地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出土，正是这一时期汉与匈奴关系和洽的实证。

西域诸国　张骞通西域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被称作西域。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扜弥、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盆地东端有楼兰国，其遗址已于今罗布泊西北发现。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在盆地西南，还有蒲犁、依耐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西部的伊犁河流域，本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乌孙人摆脱匈奴控制，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十二万户，六十三万口，不田作，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来是一个大国，其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六千余口，置于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贫羸的蒲类人逃亡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

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

与今新疆相邻的中亚诸国，当时也被称为西域。其中大宛在葱岭西北，口三十万，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大月氏。大月氏由敦煌、祁连迁于伊犁河流域，又由伊犁河流域迁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营游牧生活。原住妫水以南的大夏人，被大月氏所臣服。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商贾车船周行旁国。在安息的北面，大宛以西，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率众一百余人，出陇西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年左右，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西迁到妫水流域，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自以为新居之处肥饶安全，又与汉距离遥远，所以不愿意再东还故地，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声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张骞东归后，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遣使探求通过身毒国（今印度）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汉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了。

元狩四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使者中有许多人以所携官物为私产，到西域牟利，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就是商队。

那时候，西域诸国仍未完全脱离匈奴的控制，西域东端的楼兰和车师，受匈奴控制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使楼兰、车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车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遮断道路。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车师。元封六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企图东西联合，迫胁匈奴。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和亲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击大宛，无功而还。太初三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大宛国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护往来的使臣和商旅。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

车师是匈奴进入天山南麓诸国的主要门户。汉在车师一带仍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争。宣帝时匈奴分裂，西部的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前60）归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从此撤销，匈奴日益衰弱。汉乃在西域设立都护，首任都护为郑吉。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以东），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在车师地区（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

西域道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技术，可能还有凿井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西海（今青海）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有火葬习俗，人死，焚尸而扬其灰。羌人人口增殖，分为很多部落，但是不立君长，没有统属关系。部落中的强者可以分种为酋豪，弱者则为人附落。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营田畜牧，日益兴盛。

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从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向西筑令居塞，并在河西陆续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今甘肃永靖西北）。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今青海西宁以北孙家塞汉墓中，发现木简约四百枚，记载了西汉军功爵级、军队编制、操练法规、作战阵法等重要内容，还有《孙子兵法》的片断佚文。据实地考查，墓主马良，当是赵充国属下将校。昭宣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附近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髻，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巂、昆明等族人民编发为辫，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君长。氐和冉 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领兵溯沅水西上（一说自巴蜀南下）略地。庄蹻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蹻归路被截断，乃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中，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设官统治。

西汉初年，西南各族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牦）牛和僰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牂柯江转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千人，携带缯帛食物，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 ，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余县，但不久就罢省了。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据这一情况，于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经过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寻求从巴蜀通身毒道路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元鼎五年（前112），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北），冉 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赐印，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中，除出土滇王金印以外，还有战国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器物年代越晚，受中原影响也越深。出土的大量滇国青铜农具，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猎取鹿、虎、野猪，畜牧和狩猎经济都相当发达。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铜器相当精美。铁器数量不多，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的经济情况大致相符。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豹噬猪铜饰

滇人社会处在奴隶制阶段，滇国铜器上也有许多反映奴隶和俘虏生活的铸像，如奴隶在主人监督下织布，以奴隶作牺牲，捕捉俘虏，俘虏被裸体悬挂，等等。奴隶多编发或披发，同滇人奴隶主的椎髻不同，他们可能是从巂、昆明或其他外族俘虏来的奴隶。滇人墓中殉葬物丰富精美，可以印证《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人奴隶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乌桓　鲜卑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以来，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蔷。乌桓男子能做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他们推举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血族复仇的风习，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乌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还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输牛马羊和毛皮，过时不纳，要受到匈奴统治者的惩罚。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但比乌桓落后。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远徙辽东塞外，南与乌桓相邻，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大致可以勉强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经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短短的几年内，流民稍还，田野益辟，政府颇有蓄积，西汉统治相对稳定。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桓宽的《盐铁论》一书，即根据这次辩论写成。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对于安定局面的继续维持，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继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六百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